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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天下一致而百虑（第6页）

），即命高颎、郑译、杨素、常明、韩濬、李谔、柳雄亮、裴政等人，于北魏、北齐旧律的基础上改定新律

公元583年，又以“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每年断狱，犹至万数”

的原因，特敕命苏威、牛弘等人本着删繁就简的原则，修改《新律》，主旨在于“权衡轻重，务求平允，废除酷刑，疏而不失”

，完成了历史上着名的《开皇律》。

公元587年，隋文帝正式设立分科考试制度，取代九品中正制，自此选官不问门第。

统一全国后，杨坚励精图治，开创了辉煌的“开皇之治”

。不过时值盛世，却有人现了危机。

《资治通鉴》：初，帝之克陈也，天下皆以为将太平，监察御史房彦谦私谓所亲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诸王擅权，天下虽安，方忧危乱。”

其子玄龄亦密言于彦谦曰：“主上本无功德，以诈取天下，诸子皆骄奢不仁，必自相诛夷，今虽承平，其亡可翘足待。”

《隋书》：宝常尝听太常所奏乐，泫然而泣。人问其故，宝常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相杀将尽。”

时四海全盛，闻其言者皆谓为不然。

公元6o4年，杨广即位，改年号为大业。

公元6o7年，杨广颁《大业律》。杨广修订了法律，主要是对隋文帝末年比较严酷的法律进行了改革。

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又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凡五百条，为十八篇。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余条。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

在位期间，杨广对内修造大运河，营建东都洛阳，迁都洛阳，穷奢极欲，滥用民力，赋税征敛繁重，使百姓怨声载道。对外频繁动战争，攻灭吐谷浑、征讨流球，三征高句丽致使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人民难以生存，最终引大规模农民起义，导致隋朝崩溃灭亡。

公元618年，李渊称帝，建立唐朝。

唐朝建立之后，李渊认为“民禀五常，仁义斯重；士有百行，孝敬为先”

，在对现实社会和传统惯性的考量中，选择了儒家作为治国的核心思想。李渊还下诏编撰了《艺文类聚》。《艺文类聚》是唐代文学家、书法家欧阳询与令狐德棻、陈叔达、裴矩、赵弘智、袁朗等十余人于武德七年（624年）编纂而成的一部综合性类书，该作品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完整的官修类书，它保存了中国唐代以前丰富的文献资料，尤其是许多诗文歌赋等文学作品。

在宗教方面，面对隋末唐初极为兴盛的佛教，李渊采取抑制政策。在唐朝初年，最早反佛的是太史令傅奕。武德七年（624年），傅奕请求灭佛，认为佛教宣传的是“不忠不孝”

的思想，迷惑百姓。傅奕所提倡的儒家思想是用忠孝来达到巩固政权的目的，而佛教却与此背道而驰。李渊最后因为“玄武门之变”

而禅位，故没有实施傅奕的灭佛思想。

公元626年，玄武门之变生，之后不久，李渊传位于李世民，是为唐太宗。

《贞观政要·论政体》：贞观七年，太宗与秘书监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因曰：“当今大乱之后，造次不可致化。”

征曰：“不然，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

太宗曰：“善人为邦百年，然后胜残去杀。大乱之后，将求致化，宁可造次而望乎？”

征曰：“此据常人，不在圣哲。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

太宗以为然。封德彝等对曰：“三代以后，人渐浇讹，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皆欲化而不能，岂能化而不欲？若信魏征所说，恐败乱国家。”

征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行帝道则帝，行王道则王，在于当时所理，化之而已。考之载籍，可得而知。昔黄帝与蚩尤七十余战，其乱甚矣，既胜之后，便致太平。九黎乱德，颛顼征之，既克之后，不失其化。桀为乱虐，而汤放之，在汤之代，既致太平。纣为无道，武王伐之，成王之代，亦致太平。若言人渐浇讹，不及纯朴，至今应悉为鬼魅，宁可复得而教化耶？”

德彝等无以难之，然咸以为不可。太宗每力行不倦，数年间，海内康宁，突阙破灭，因谓群臣曰：“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得华夏安宁，远戎宾服。突厥自古以来常为中国勍敌，今酋长并带刀宿卫，部落皆袭衣冠。使我遂至于此，皆魏征之力也。”

顾谓征曰：“玉虽有美质，在于石间，不值良工琢磨，与瓦砾不别。若遇良工，即为万代之宝。朕虽无美质，为公所切磋，劳公约朕以仁义，弘朕以道德，使朕功业至此，公亦足为良工尔。”

《资治通鉴·唐纪》：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

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

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唐太宗虽然重视教化，但是也没有放松法治。“先存百姓”

是唐太宗法制思想中的精髓。同时随着唐太宗对君民之间关系理解得愈加透彻，更是将君民关系比喻为舟和水，他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