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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章 天下一致而百虑（第5页）

魏晋时期，流行“玄学”

，玄学强调“有生于无”

，道生于无，不生于自然，也就是道先于自然而存在了，因而玄学属于唯心论范畴。王戎、王衍是西晋玄学清谈家的领。二人立论以无为本，整个士族在无的影响下过着腐朽的生活。

除了玄学意外，佛教也在中国迎来了大展。拜佛无非是想求福禳灾，特别是被乱世所困扰时，便想找一种希望和寄托，这促使人们将希望都寄托在了佛的世界。魏晋间洛阳佛寺多至十数，中国士族中也开始有人出家学佛，朱士行就是其中之一。朱士行到于阗国求梵书及佛经，在外国二十余年，归国后译出《放光般若经》，宣扬大乘教义。世居敦煌的月支人竺法护游学西域诸国，通三十六种语言，求得大量佛经，归国后专心译经，佛学大行于世。

当佛教开始盛行的时候，道佛二教的斗争也开始萌芽。晋惠帝时，道士王浮与沙门帛远争邪正，王浮作《老子化胡经》贬低佛教，到南朝展成一个大论争，在北朝，甚至生宗教冲突。佛道之争中，道教是比较被动的，不仅造出一个传说，强调佛陀是老子变的，而且还大量抄袭佛经的内容。

道家追求清静无为，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佛家追求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破除分别心，放下执念贪嗔痴。佛道之争，争来争去，道教争的不过是名利，佛教争的不过是香火，都偏离了道家和佛家的本来面目。

公元281年，一座战国墓出土大批古书，《竹书纪年》即是其一。

《竹书纪年》全书共13篇，记载了夏、商、西周、春秋时的晋国以及战国时的魏国的历史，按年编次。《竹书纪年》不以儒家的“仁义道德”

为指导思想，大量记载古代“放杀”

的历史，比如书中记载了启杀益、太甲杀伊尹等事件。此外，书中很多事件的记载也和其他史书的记载颇有出入。比如：书中记述，自周受命直到周穆王时应该是1oo年，而并不是周穆王1oo岁等。《竹书纪年》一书，以记载王室争权夺利的斗争为核心。

《竹书纪年》因其写作的思想和所记内容与正统的儒家思想大相径庭，受到后世儒家贬斥，该书的学术地位日渐下降，甚至被称为“荒诞”

之书。但是，现在的历史学家对《竹书纪年》仍十分重视。

公元291年，西晋皇族为争夺中央政权而引内乱，史称八王之乱。

公元3o4年，氐族领袖李雄占成都，自称“成都王”

，史称成汉。

公元3o4年，匈奴贵族刘渊起兵于离石，史称前赵，是五胡建国的开始。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劝说下，于建康登基，东晋开始。

公元42o年，刘裕代晋自立，定都建康，国号宋。

公元439年，鲜卑北魏统一北方。

公元5o2年，萧衍称帝，改国号为梁，是为梁武帝。

梁武帝在南朝各帝中，算得上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他称帝之前，在基层政权机构干过一些年，有一定的从政经验，对齐末的腐朽统治耳闻目睹。故即位后，所实行的政策大都对梁的政治的安定，经济的复苏展有益。南朝梁后期国政败坏，导致侯景之乱，战火使南朝的社会经济遭到巨大破坏。

梁武帝起初崇奉道教，后来又笃好佛教，相传梁普通年间，南天竺僧人菩提达摩来到中国传播禅法，后为武帝闻知，于普通八年（527年）迎来建康。

梁武帝问达摩大师：“如何是圣谛第一义？”

摩云：“廓然无圣。”

帝曰：“对朕者谁？”

摩云：“不识。”

达摩和梁武帝对话后，梁武帝深感懊悔，得知达摩离去的消息后，马上派人骑骡追赶。追到幕府山中段时，两边山峰突然闭合，一行人被夹在两峰之间。达摩正走到江边，看见有人赶来，就在江边折了一根芦苇投入江中，化作一叶扁舟，飘然过江。

公元549年，萧衍躺在台城皇宫净居殿，嘴里苦，索要蜂蜜不得，在出了两声”

嗬！嗬！”

的声音后，便在饥渴交加中逝世。

《容斋随笔》：予观梁武帝启候景之祸，涂炭江左，以致覆亡，乃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

其不知罪知已亦甚矣！

公元581年，隋文帝杨坚建立隋朝，589年灭陈朝，方使中国结束了3oo年的动乱和分治。

杨坚是被尼姑抚养长大的，这位尼姑不仅照顾了杨坚的生活，还给他起了小名“那罗延（金刚不坏）”

。

隋文帝即位后，在政治、经济等制度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修定刑律和制度，使适合于南北统一后的中国。在中央实行三省六部制，将地方的州、郡、县三级制改为州、县两级制，由此巩固了中央集权。

公元581年，针对北周刑法繁杂苛酷的情况（史称“内外恐怖，人不自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