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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第2页）

。或许可以这样说，不只是事情和对事情的解释，包括此后对事情和解释的理解，一起分担了人世的忧劳，让人在世间可以稍稍得到喘息的机会。

不是事情本身和对事情的解释——这是可以观察的，而是对事情和解释的理解——格林意义上的“解说”

，才是叙事者成长的关键。在成长的过程中，叙事者“我”

要先摸索自己性格中可能造成矛盾的因素（比如《天台上的父亲》中“我”

的迟钝，《黄河故事》中“我”

的要强，《金枝》中“我”

的控制欲），同时在与人相处的不适中不轻易下判断，而是尝试着理解对方行为的原因，不把所有的差异都推到对方蛮不讲理那边，耐心找出这些差异可能的沟通方案，即便后来仍是维持原状的结局，最终的和最初的原状，已经有了本质的不同，起码有一个人自主选择了与人相处的方式——这个自主的选择，才是人世裕如的缝隙，能供人稍微从容地喘息。人到中年，原本对人对事的理解早已成形，却因为生活的变化和环境的复杂，不得不调整已有的认知，就仿佛一棵壮年的大树要改变自己的伸展方向，其难度可想而知。

从前面谈到的耐心到这里几乎是不得不然的成长，叙事者“我”

并非习见所谓失去个性的过程，而是收获了切切实实的能量反馈。起码在《天台上的父亲》中，因为这个真切的认知变化过程，父亲自杀前后带给家庭的极度动荡得以部分缓解，虽然并非彻底的解决，却有了继续过下去的可能。《黄河故事》中，“我”

忍受着母亲的偏心与责骂，却也暗自愤恨，委屈不已。随着时光慢慢过去，在给早逝的父亲寻找墓地的过程中，“我”

梳理清楚了母亲的性格根源和选择标准，也发现了母亲对“我”

极少流露的温情一面，并经提醒后意识到，自己后来也不过是用表面的孝顺来施行潜在的报复。最终，“我”

意识到，“母亲，我是恨着她的。可我恨了多少年就爱了多少年；恨有多深，爱就有多深。……我心里某些冷硬的东西在松动，好像沉积了几十年的冻土层在慢慢融化”

。融化这几十年冻土层的，正是那个艰难的成长带来的能量。

这样的理解，在《金枝》中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因为父亲和母亲经历的时代更复杂，伦理关系更纠缠。父亲完成了祖母安排的婚礼后，追随祖父参加革命，后与母亲相爱并结婚生子。没料想，祖母之命的婚姻有了女儿，此前的妻子也誓死不离嫁后之家。此后，父亲两段婚姻各自的子女又有了后代，并在长大的过程中有了交集和冲突，关系越趋复杂。更不用说，如此长的时间跨度，社会形态发生了数次重大的变化，每代人都跟自己置身的时代形成了“剪不断理还乱”

的联系，既有身不由己的跟从，也有干脆直接的选择，由此形成了固有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改变实难。身处复杂代际关系中的“我”

，既要面对上一代的遗留问题——父亲对自己的冷漠、母亲对自己的不够亲近、父亲此前婚姻中妻子和孩子的纠缠，又要学习处理与同辈和下代人的关系，事情千头万绪，关系千丝万缕，没有什么可以轻易解。

这样的复杂情形下，“我”

没有停留在以自己的眼光看所有问题上，而是通过不同视角切入不同人的故事，慢慢部分理解了父亲和母亲，也对父亲此前婚姻中的妻子和孩子以及他们的后代有了新的了解，最终在各种碰撞和交流中意识到了自身的问题。与此同时，“我”

也在对他人和自身的了解中，对后代有了深入的认识，部分避免了在与后辈的相处中重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传递出与上代不同的生活状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艰难的自我反省和成长，父亲和母亲，包括与己有关的各种各样的长辈、同辈和下辈，都在“我”

的叙事中部分建立了自己的因果关系，有了“对”

的可能。

因了这可能，那些干净明亮的日子，如同仿佛生来就经年不变的母亲，在记忆里复返为年轻，鲜活地再生于文字之中——“走到村庄前的小河边，她说走累了，要下去洗洗脸。洗完脸，她索性把鞋和袜子脱下来，把脚放进河水里。沉静了好大一会儿，她突然嘿嘿嘿地朝我们笑起来。她说，脚好痒痒。我小时候，就喜欢跟着你姥爷出来网鱼。那时候，鱼可真多啊。”

用如此的中年耐心和艰难成长，为前代留下哪怕片刻闪耀的身影，为后辈哪怕开拓一点宽舒的空间，是不是已经够得上让人珍重？何况，那个过渡中的自我，因为耐心的能量反哺，并没有被日常的琐碎淹没，而是已然在岁月的风雨中焕然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