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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比别人背负的苦难更重（第2页）

邵丽：现实主义是个常见概念，我只希望现实主义不要被滥用。现实主义也不是一种技术，而是一种写作态度。我们活在现实里，也用现实的态度发声。这是一种“道”

，而不是“术”

或者“器”

。

李勇：您的写作历程中，有一个比较明显的风格变化（或者说转型）过程，对这个变化和转型，有很多人也曾描述过。您觉得他们描述得准确吗？您自己觉得您最主要的变化是什么？

邵丽：确实有很多人谈到过我的创作变化，尤其是写作技术层面的。但我觉得变化最大的其实不是技术，而是人物。前期的作品我更倾向于写事，觉得故事很有意思，至于人物就不那么重要了，甚至我的人物长什么样，穿什么衣服，都没怎么交代。但是后来的作品，写事的成分少了，故事中的人物立起来了，尤其是像《村北的王庭柱》里的王庭柱，以及《挂职笔记》里的诸多人物，应该说还是比较让读者满意的。以人物带动事件，是中国小说的传统，也是小说最难的技巧。但就我个人而言，要把人物刻画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李勇：您写刘万福这样的人物时，展现出来一种“哀其不幸”

的态度。但中国新文学传统里，启蒙文学并不是把“哀”

放在首位的，而是“怒”

——怒其不争。比如鲁迅，比如李佩甫，还有阎连科，他们都写过农民身上黑暗、麻木、可憎的一面。您的小说里面，这种启蒙者的“怒”

似乎并不明显，“哀”

反而更多。为什么会这样？

邵丽：冲天一怒并不困难，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这种怒非常少见，可能更多的是表现在文学作品里，像《水浒传》。中国人更多的是隐忍，是最能忍耐、忍受的民族。唯其如此，更加悲哀。

李勇：《村北的王庭柱》不仅没有启蒙主义式的批判，反而是通过王庭柱的生活态度，试图发掘一种生活智慧和民间文化。王庭柱这样的人在生活中是真实存在的吗？他们也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

人吧？您说他们“在苦难里锤炼了信念，在打击面前挺住了尊严，甚至在罪恶里升华了境界”

，之所以这样塑造他们（或者说写出他们身上的这一面），是想表达什么，或者反驳什么？

邵丽：我们民族的智慧主要是生存的智慧，而不是创造的智慧，这是逼仄的现实规定的。在现实生活中，像王庭柱这样的智者并不鲜见，而且他们还往往是生活的强者。作为一个作家，并不一定要做一个批评家。把王庭柱这样的人、这样的生活表现出来给世人看，我觉得已经足矣。

李勇：不知道您怎么看《老革命周春江》？这个小说极其触动我。我们今天羞于提左翼，但是周春江这个老革命，显然是个左翼，他身上那种理想主义的东西，也是当年左翼革命的东西。今天它是被嘲笑的、被遗弃的（至少在现实生活层面），所以也才有了周春江那种理想主义者的悲哀。我觉得这是个有大境界、大气象的作品，从我个人受触动而言，它强于《刘万福案件》《第四十圈》——后两者是和现实平行的，前者却指向了历史，也让我们思考未来。

邵丽：我并不十分同意您的说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周春江不是左的，他非常右。他有反思和批判精神，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觉悟。他在左的环境中成长，是受害者，也是害人者。但最终他觉悟了，这是非常难得的。

李勇：在《老革命周春江》里，有一节叫“剪辑错了的故事”

，和茹志鹃新时期一个小说同名，茹志鹃那篇小说是“反思文学”

的代表作，内容就是像您刚才说的反思和批判性的——反思极“左”

路线对干群关系的破坏。您读过那个作品吗？写周春江这篇小说是否受茹志鹃小说影响？

邵丽：读过那个作品，但具体内容已经忘记了。不过，我这个小说并没有受它的影响。

李勇：文坛很多人都挂职、“深扎”

，但不是每个人都成为邵丽。因挂职而发生创作转型的，我记得还有陈应松，其他人就不是特别了解了。您觉得挂职对创作起到的最关键的作用在哪里？

邵丽：我特别不喜欢把作者或者作品归类，我是我自己，我发现和所要表达的是我独有的感受和感触。挂职能让你触摸到真实的生活、坚硬的现实，感受到无能为力的悲哀，当然也有让人耳目一新的振奋。可能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反映在作品里也千差万别。我觉得挂职对创作起到的最关键的作用，还是让你知道了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李勇：谈到生活和现实，您似乎也说过，今天的时代有新的时代现实，所以现实主义应该也是新的。您觉得这种新的现实主义应该是怎样的？

邵丽：前面我其实已经说过了，我的观点是：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态度，而不是一种技术，不管是观察体验生活，还是写作本身，莫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