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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的气候（第2页）

的丹纳在《艺术哲学》中提出，艺术的发展取决于种族、环境和时代三要素，并以此为原则考察分析了意大利绘画、尼德兰绘画和希腊雕塑。他强调“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时代的精神和风俗概况”

，“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

。在丹纳心目中，这一切就是“‘精神的’气候”

。站在今天的立场回望丹纳的艺术主张和批评实践，固然也存有机械与绝对、对作家艺术家艺术个性尊重不够等不足，但总体上却为人们理解文学作品提供了一个更开阔的视野，打开了一扇更宽广的窗口。如果以此来审视《金枝》，那么除去审父、代际矛盾、家族寻根、女性意识这些具体的冲突，是否更有一种强大而丰盈的“‘精神的’气候”

？或者也可以说，在那些具体的冲突和矛盾背后，总是能够发现“‘精神的’气候”

之种种挥之不去的影子。

尽管《金枝》上演的是一场五世同书的大戏，但戏份的轴心显然是“我”

即周语同，戏码最足者则是由“我”

这个轴心延伸开去的上下两代。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金枝》是五世同书，倒不如说是三代同堂更为贴切。“我”

的上三辈曾祖父周同尧、祖父周秉正和父亲周启明尽管是血亲意义上的三代嫡传，但在社会学的意义上仍可视为同一代；“我”

的下一代无论是亲生的还是姑表姨表是一代；“我”

和“我”

的兄弟姐妹们虽是血亲上的同代人，但在社会学的意义上则是介乎“我”

的上三辈和下一代之间的过渡代。这里所说的社会学意义，包括他们生活的时代、所处的环境以及彼时彼处的风俗习性、人情世故等与社会现状及社会发展息息相关的诸元素。以这样的标准反观，将其中的周氏家族五世概括成三个代际就绝对不是主观上的随意为之。“我”

的上辈们无论是曾祖父还是祖父抑或父亲，他们所处的时代大抵就是中国从半封建半殖民地向旧民主主义革命至新民主主义革命至社会主义初期这样一个历经激烈动荡变化的时代；“我”

的下一代则生长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时期；至于“我”

和“我”

兄弟姐妹们的主要经历则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初创到新时期。这三个大的时代，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生存环境及风俗习性莫不发生了或地覆天翻或静悄悄的变化，存在着多少天壤之别自然不言而喻。置身这样的视域中反观三代人迥异的生活态度、生活方式和冲突碰撞，就一点都不会感到新奇和惊诧了。从周同尧到周秉正到周启明，这祖孙三代的婚变史何以如出一辙？从老祖母到裳到穗子这三位弃妇那种生是周家媳死是周家鬼的生活态度又何以惊人一致？从周河开、周鹏程、周雁来到林树苗到周小语这些周氏家族第五代的人生态度又何以各自卓尔不同？周雁来笔下的穗子和拴妮子与周语同叙述中的这两位何以迥然有异？周启明与周语同父女间那种既爱且疏的微妙关系何以形成？将《金枝》中设置的这一连串问号置于他们各自所处时代的语境之中，答案至少是有了一个影影绰绰的指向与轮廓。

鉴于以上辨析，我固然也会为《金枝》中那奇异的代际矛盾、父女冲突感到心动，但更为作者不动声色地展示出“‘精神的’气候”

的力量和复杂感到震撼。的确，在《金枝》中，邵丽只是在借“我”

之口讲述一个家族的家长里短，几乎没有正面刻意书写时代、环境和种族这些社会的、历史的元素，但它们却无时无处、无声无息地存在于作品的不同角落，为每个人物的行为与心理提供着强大的内在逻辑。因此，与其说这是一部特色卓著的家族小说，倒不如说这是一部充盈着丰满的“‘精神的’气候”

的现实主义佳作。现在人们总是呼唤文学创作要关注现实、体现时代，殊不知现实与时代之于文学创作从来就不是直不愣登地用文字来书写，而是悄无声息地灌注于作品人物与故事之中，《金枝》的成功亦正在于此。

《金枝》是一部十分紧凑的长篇，或许也适应当下数字化时代匆忙而碎片化的阅读节奏。但我个人还是以为，就《金枝》这样五世同书的内容，且又是以展现“‘精神的’气候”

为显著特色的长篇小说而言，现在这样的篇幅多少还是显得有点拘束。现在作品基本只有“我”

这唯一的叙述，这样无异于在视角、手段和语言等方面给自己戴上了一具枷锁，倘能适度调动一些其他的呈现手段，整部作品或许会更加丰满深入一些。当然，这只是我作为一个阅读者的主观感受，未必对，直录于此，仅供邵丽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