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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辑 我们说（第4页）

邵丽：最让我感动的是人性，以及人性表达的“自然而然”

。一个人真诚、真实地面对自己和别人，是难度非常大的一件事，可能有时候倾尽一生都做不到。

张莉：享你该享的，受你该受的，一切都是注定。这正是您对世事最大的感悟。

在您塑造的众多女性形象中，《碎花地毯》的女主角柳生原可谓是完美无缺。她端庄娴静，激情四溢，透明如水，神秘如谜。记得作家苏童曾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过，他创作《妻妾成群》的触动点，源于童年时期在姥姥家附近见过的一个疯女人。同样，很多作家笔下的经典人物也都有着生活中某个或某些人的影子。请问，柳生原这一形象，您有生活中的原型吗？

邵丽：有，也没有。她是一个综合体，既是现实，可能也是理想吧。

张莉：同样是描述知识女性的爱恋，与《碎花地毯》里男女之间深沉、纠结、刻骨的情爱不同，您在《北地爱情》里讲述了一个女博士和企业老总“由爱到平和分散”

的故事；《礼拜六的快行列车》描写了一个女博士充满算计和世俗气味的爱情。两个女博士“难有结果”

的情感历程，是缘于您一贯的“爱是复杂”

的表述思路，还是更有深意？因为目前女博士不仅特指一类特殊的人群，同时也是一个饶有意味的文化符号。

邵丽：这两部作品倒是没有刻意表达对女博士的关注，也可能出于叙述的便利，表达那样一种复杂敏感的感情，需要一个博士身份吧。让具有批判精神和自省能力的女性，面对中国社会转型期特有的复杂社会心理现身说法，可能更有说服力一些，这就是我当初的考虑。其实作品完成后，再回过头来看这些问题，已经不是那么简单了。也可能本能地把女博士当成某种特殊人群了。她们的所思所想异于常人，面对世俗生活，尤其是面对世俗的爱情时，她们能在身体上置身其中的时候，精神上置身事外，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拎得清”

，这是我无论如何没想到的，也许这就是小说的魅力所在吧。但这两个女博士却又是如此的不同，《礼拜六的快行列车》里的女博士，与其说是成熟，实际是一种早衰，有着向现实妥协的颓废劲儿；而在《北地爱情》里，女博士却是在成长，有时会顺从现实，但是绝不屈从。

张莉：的确，《北地爱情》中的女博士是一个有理想的、成长中的女性。因为她是一个心里有梦的人，无论是对爱情还是事业。首先，她完全可以如同众多俗人一样，凭借博士头衔回四川老家去谋得副县长的位子，从而实现父亲光宗耀祖的心愿。而她的选择是，来到“一望无际没有任何特色的大平原”

，去竞聘上岗一家企业，从最底层做起；至于和董事长的爱情，虽然明知对方有妻子，她却依然真实投入，飞蛾扑火，而不是充满着关于金钱和前途的算计。当看清人家夫妻之间感情的牢固之后，她和一切失恋的女人一样，心里充满忌妒、委屈和难过，以至于连自己雄心勃勃来到的北地，也让她有了心灵深处发抖的悲凉。可以说，这个女博士不仅血肉丰满，而且包含着知识分子身上独有的纯洁和质素。相信她成长之后，会有幸福在前方。

在小说中，您将这个故事的发生地叫作“北地”

。作为一个“人工的工业新城”

，它不是纯粹的乡村，不是被文明侵占的乡村，也不是繁华的都市。作为一个坐落在乏味的北方小城偏僻处的新城，它更像一个没有任何根基的虚空。您选择“北地”

作为题目并且展开叙述，是对以往作品里“精神失根焦虑”

主题的延续，还是如《第四十圈》的题目，又是一个隐喻？

邵丽：其实每个作家思想深处都有一个根据地，北地也可以视为我的根据地吧。它是平原上的一座小城，虽然它未必荒凉，但因为距离中心城市比较远，在交通欠发达的时候的确有点偏僻，仅仅因为有几座工厂，这个城市才得以存在和发展。我之所以选择这里作为故事的发生地，确实是想拓展“精神失根焦虑”

的主题。作为女博士来讲，其实一直在漂浮之中，她没有自己的根。家庭没有幸福，因为父母婚姻关系的错配，让她有家难回；读书的地方北京，“说起来我在这个城市里生活了九年，可是我一次都没真正走进它，既不知道它有多大，也不知道它到底有多么繁华。在这个世界级的大都市里，我活得简直像一个拾荒者”

。而漂泊到这个偏僻的小城，对她来说，是一种逃避，也是救赎。只有真正触碰到坚硬的现实，她才会成长，才会成熟。说是隐喻也可以，这恰如我们的人生：漂泊的时候想有个着落，有着落的地方是更残酷的现实。但是，人毕竟要生活在现实之中。

张莉：是的，何为漂泊，何为着落，其实我们自己也未必能分得清楚。唯一能确定的，是必须要面对现实。而现实之所以注定残酷，就是因为它是现实。

《北地爱情》中，女主角虽然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博士，但出身四川乡村。同样，身为金帝公司董事长，金玉玺土生土长在Z城，初中文化，即使身价百万，本质上也只是个“杀猪的”

。相似的成长环境、共同的“力争上游”

的人生理念、郎才女貌（何况女还有才）的匹配，足以支撑起两人之间的爱情。但是，小说却不止一次流露出“我”

的孤独、怀疑和落寞，即使是在两个人的蜜月期，即使董事长也并非薄情寡义之人。

您如此安排，我觉得并不仅仅出于女博士对自己这段难有结果的恋情心存悲哀，更不是因为董事长拥有无法撼动的美满婚姻。这一段注定分离的“北地爱情”

，绝非是对残酷现实的简单注释。因为它显然超越了简单的男女之情，而是有着更高的意味。请问，您隐在故事背后的、更深刻的写作所指是什么？

邵丽：这是一个比较难回答的问题，我试着用女博士的一段思考来回答你：“其实仔细想想，他出身寒微，又是在这样一个小地方开创事业，其中的委屈和苦楚别人是无法理解的。他落魄的时候也未必比我们普通人坚强，所以他对得来的成功必须时时处处小心地捧着，不能在砖头瓦碴儿上摔碎。而且，在某些方面，他确实不如我，他连回头的机会都没有。”

在金玉玺的天平上，他个人的荣辱、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下，没有任何东西足以支撑起两人之间的爱情，女博士也从来没有真正走入金玉玺内心坚固的堡垒，更谈不上“超越了简单的男女之情，而是有着更高的意味”

。他们连普通的爱情都不及，因为对于金玉玺来说，他步步为营，每一步都是计算出来的。他看似坚强，其实内心软弱，在真正的利益得失选择面前，他甚至会出卖别人，他的软弱之处更可憎，“讨饶的样子，跟李庆余的软弱有什么两样？”

但是，如果有“隐在故事背后的、更深刻的写作所指”

的话，那就是我们应该设身处地地试着理解金玉玺。他并不是一个坏人，也不是例外，他是我们每一个人，他所代表的就是我们的人性。

张莉：您的作品打动人心的魅力之一，就是深刻并坦率地剖析了人性。

郑州大学的刘宏志教授在《邵丽小说研究》里指出：“《我的生存质量》中的叙述者深刻的地方在于，她批判的刀锋，并没有仅仅指向别人，也指向了自己。”

小说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描述之一，是当“我”

在北京三○一医院遇到曾对自家有深恩的省委老领导的夫人时的所思、所想、所为。可以说，您对自我灵魂如此深刻而真实的剖析，将对人性的批判深度拓宽到了更高的层面。如此坦率地呈现自我镜像，绝对有独特的性情和豁达超然的品境做支撑。这种写作风格，您觉得和哪位作家最相似？

邵丽：至于这样的写作风格与哪位作家最相似，我还真想不起来。也许性情使然，也许被写作的激情推动。其实这部作品我是比较放开的，这既是给读者一个交代，也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如果没有这样的宣泄，或者像上面所说的倾诉，我真的不知道会不会走过来。真正打开自己的内心，把最隐秘、最难以言说的东西酣畅淋漓地表达出来，反而让我卸下很重的包袱，甚至可以说获得了新生。因为那种反思是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我的工作、生活、爱情、婚姻、家庭、友谊……几乎是全方位的扫描。可能对于中国的作家来说，这样的写作风格有点另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