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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决心解开关于克莱尔的谜题（第1页）

致我那未曾谋面的朋友伊斯特：

我最亲爱的朋友，我早就应当向你回信，但在近来我发现的一切实在太过令人震惊，我始终深陷于对于一切的追索之中，类似解开一个巨大的谜题，以至于我现在才顾得上将这些东西诉诸文字。

你肯定还记得我曾在那封杂乱不堪的信里告诉你我对克莱尔·阿克曼生平的研究已几乎无法再继续。当然了，两年的努力之后那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已经完成，包括她在法国度过的童年时光、波兰的青年时代以及日后那些广为人知的辉煌成就。

我也确实找到了不少颇具创新性的视角，诸如她《d小调幻想曲》的灵感来源，以及她在匈牙利旅居生活对她晚年创作的影响，从我寄给你的书稿中你也能看到每一点推论我都有着切实的证据。

说实话，仅凭这些这本书已经不难发表，甚至我已经有相当把握会受到欢迎，毕竟这位在二十世纪享誉世界、今日仍在音乐殿堂熠熠生辉的钢琴家、作曲家特别要注意她的女性身份时隔几百年依旧是个话题人物。但和所有前人遇到的问题一样，她人生最为重要的一部分，即自1943年至1944年前后在伦达克集中营在她身上发生的一切对我而言依旧保持着空白。

也许你会说我是在给自己出难题，成心找不痛快，但说真的，如果不弄清这些，我所做的工作与那些前人曾经反复做过的又有什么差别？

对阿克曼的研究越深入，我就越能了解到那一年时间必定发生了影响阿克曼一生的重大事件。她是如何从演奏家进一步进入作曲领域的？她的《致阿芙洛狄忒》以及那几首举世闻名的琴曲必有指向，那一对象，正如无数学者不断猜测的那样，有很大可能正是在那一年中与她短暂相逢，又快速消逝在她生命中。同样，那个始终被阿克曼贴身佩戴的项链坠，经考证最早也是从1945年的相片中开始出现在她身上的。

伊斯特，我之所以又一遍重复这些老生常谈的内容，无非是向你强调我越来越深入地认识到如果不能搞懂那一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对阿克曼的研究在我心里就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将和前人一样对着同一个雕塑从不同视角来回描述，而究竟是什么雕刻了它、它内部的结构如何却无人知晓！

对这一点的认知无数次在夜里让我辗转难眠，我为此不得不在临睡前通过酒精麻痹自己，好让我多少能维持足够支撑我工作的精力。但我始终对这难题束手无策。

阿克曼本人既未婚姻更无子女，她的遗物最后均交付给艾米丽·米勒小姐，时隔三百余年，大部分遗物的原件仍摆在位于华盛顿的展览馆、大英博物馆以及她的数处故居中，复印件也不难找到。但被送入那里的都是些老生常谈的东西，曲谱、用过的钢笔那一类东西，对我的研究几乎毫无帮助。

于是我将重点转向其他伦达克集中营亲历者们留下的历史资料，这多少让我收获了些新东西。关于那些资料，它们大部分已经于历史长河消失无踪，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中叶。

“也许人们更关注阿克曼小姐的艺术成就，”

朗曼在那篇文章中说，“我的回忆却被她的勇气与牺牲精神充满。那些我和阿克曼一同在德莱恩少校别墅中工作的日子里，我所感到的真相告诉我那枚毒气罐标签相较于她真正做的那些事是如此微不足道。子弹自1944年从枪管射出，却停留在她的人生中，我知道世人都能看见那其中的勇气，她确实值得因此被称为英雄。可我相信只有寥寥数人如果他们在那些年足够敏锐的话知道这对她而言有多残酷。而更让人悲哀的是，这一切永远无法被宣之于口，好在如今天父的怀抱向她张开，我相信死亡对阿克曼而言并不是一种终结……”

我相信任何一个人看见这些话后都会知道“标签”

不是重点。“子弹”

看起来像是个比方，可是我注意到它和枪管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被赋予了明确的时间。它看起来更像是某件真实发生的事，那件事给予阿克曼她不愿获得的英雄称号，并纠缠着她的一生。

那篇悼文如此含糊其辞，却告诉我出写作者在模糊大量真相时实际已经看清了它们。我相信在三百余年前，朗曼或许是少数几个洞悉隐情的人。

伊斯特，我知道对于文字过分追究并且推敲字词大多数时候是不智之举，那可能只是由于写作者的用词不当。但朗曼用“感到”

而不是看到的遣词造句方式还是让我在深夜辗转反侧。

那篇悼文中那些含糊不清的表述、模糊的真相，无法宣之于口的隐情像烟雾一般捉摸不定，难以把握。我在半夜惊醒，在我梦中“感到”

这个词如灯火闪烁，让我不得不起身反复思考。那是种气氛，没有证据才会使用“感到”

，相比看见了什么那更近乎直觉。

朗曼什么也没看见，但他就是知道。

显然除了“感到”

真相的朗曼，世人并未察觉“战争英雄”

对阿克曼的残酷性。那件让她成为英雄的事为世人所知，可让它变得残酷的秘密则深藏于别墅之中。

这让我感到一种兴奋的电流贯穿肢体，让我在深夜感到历史那苍灰色的、湿润的烟雾将我笼罩。在三百年前集中营的别墅中，发生了某些足以影响阿克曼一生的事，子弹停留在她的人生中，让死亡成为某种轻盈的解脱。

关键是，那是什么？我感到我在隔着冬日布满雾气的玻璃凝视屋子中的烛光，它在那儿跳跃，如此迷人，让我想要看清那明亮的火焰。年轻的阿克曼，二十七岁的克莱尔·阿克曼，还是个男孩儿的乔纳斯·朗曼以及……

那个，在冗长的对于二战时期德国空军制度的普及后，编者放了几张王牌飞行员的照片。其中一张下面，我看见一个名字。

文森特·冯·德莱恩。

那张照片自一份老报纸上的报道翻拍而来，模糊得像是洒了水后拍的，是份德语报纸，那类标准的战争宣传报，日期是1943年的10月21日。

“天空中陨落的黑十字：一次无耻的围歼”

，标题写着。下方的黑白照片中，一位年轻军官站在停机坪前向镜头微笑。在他背后是数百年前那种老式飞机，那显然是个阳光充足的好天气。我将那张图片用软件反复智能优化，在将德莱恩的鼻子锐化如刀尖之后，我终于能看清他的肩章。

用不着多少对比的功夫，我就确认了他的军衔。

空军少校。

他看起来相当年轻，面容英俊，顶多二十四五岁。在黑白照片中色调偏浅的头发告诉我他大概率是金发，那么想必也有那个年代备受德国推崇的湛蓝眼睛。

拍摄那张报纸的文字内容显然不是翻拍者的本意，因此只是照进去一点儿，照片下只余下一行半的文字报道。

“在遭到盟军四支编队的围攻后，年轻的飞行员们奋战到底。一个为此付出了生命，而另一个，年仅二十五岁的文森特，因为头部受创不得不离开空军，调任伦达克……”

最后一行的那些字母光剩下可怜巴巴的上半身，但已经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