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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社往事（第4页）

有人撰文称这是“伪民间伪独立的一天”

。有的观众声称在剧情片竞赛单元里，DV作品全面溃败，而纪录片也手法陈旧，过于沉闷，因此这是给“DV小资”

的一次沉重打击。评论者几乎是集体质疑了DV作品的粗劣和缺乏电影教育。这场DV作品的考试带来了此后一段时间对于DV创作的贬低和反思。电影学院的老师在课堂上希望DV创作能够节制，哪怕带子价格很低，也要控制片比。在资源匮乏时代，胶片拍摄时的片比控制是一个政治任务，这个控制使得拍摄者对每个镜头都精打细算。如今DV恰好解除了片比的魔咒，而现在的教育者却又呼吁控制片比，呼吁节制。吴文光的上述言论与此论调有关，他当然是反对这股论调，他觉得“即使是垃圾也比什么都没有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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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荔钠

杜

庆春说，那时候独立电影这个词虽然刺耳，但是似乎不像现在这么令人警惕，所谓独立在核心社员如杨超等人那里，其艺术精神远远大于现在自由主义的表述。当时他们组织活动还是比较谨慎的，“那时候为什么叫独立映像节，你叫独立电影节就不能，因为大家都找到一个中间的灰色地带的表达。”

后来责令停止的理由，杜认为可能并不是因为哪一个片子。

那次风波之后，电影学院的电影放映活动更谨慎了，据说有一段时间，学术放映的电影也必须是通过审查的电影。不过映像节的全国巡回展却在沈阳、西安、杭州、南京、上海等地举行。所到之处，独立电影的力量得到整合。独立映像展此后曾筹备第二次，据说因为“非典”

被取消。但是独立映像展的内容和精神在“云之南”

和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CIFF，从2003年开始，每年一届）那里，得到了延续。

关于实践社的解散有很多说法。有人说是因为管理松散，也有人认为是杨子将实践社变成了公司的原因（2001年的8月，杨子以“实践”

之名注册了公司）。它当时在全国已经有了名气，而且在多个城市有分社，但是在后期，杨子和杨超筹划拍摄胶片电影《旅程》（2004），就把具体事务移交给其他人。“我们希望把传播放映那一块给更多年轻

的人去做，他们有时间有热情。”

多年之后，有些人形容实践社“作鸟兽散”

，也有人说实践社“一不留神青史留名”

。这本是一个松散的组织，其最初意图（并非是做电影普及，而是很精英化的）也与后来的实际状况相去甚远。但是这个组织秉有天时地利之便，它放大了民间的电影梦，把潜藏的电影的民间激情整合、凝聚并呈现出来，为中国新一轮独立电影建立了一个明晰的起点，使其获得了历史坐标和参照物，以后就有了更为自觉的跋涉。如今的独立电影策展圈子里的大部分人都与实践社有关系，包括曹恺和朱日坤等人。他们显示了中国民间电影力量的自我组织、自我生长的能力。首届映像节更是拉开了此后十年民间策展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