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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治知己韩琦（第2页）

至和二年（1055），韩琦第一次知相州期间，修筑了好几座亭台楼阁，作为官民游乐的场所，又修筑了自己的宅第昼锦堂。韩琦写了好几首关于昼锦堂的诗，其中第一首一再强调修筑昼锦堂的本意，以解除官民的误解邓广铭先生即有误解，他在《岳飞传》一书中写道：“韩琦是在回到自己家乡做官时修建了这所厅堂的，是富贵而归故乡，所以就取名为昼锦。这也表明，韩琦专以自己的富贵向世人夸耀，是多么庸俗的一个人物。”

见邓广铭著：《岳飞传》，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古人之富贵，贵归本郡县。譬若衣锦游，白昼自光绚。科第“榜眼”

出身的韩琦，自然知道“衣锦夜行”

典故的由来，而他把自己的宅第命名为“昼锦堂”

，显然是对“衣锦夜行”

含义的反用。寻常士民以为韩琦来家乡做官是衣锦还乡，其实韩琦的本意完全不在此。韩琦即使抱病在身，养病乡邦，昼夜念叨的仍然是如何报答皇帝的知遇之恩，即使前面有鼎镬之危，也不会改变自己犯颜直谏的秉性。

昼锦堂修筑完成后，韩琦回朝担任枢密使。英宗即位后不久，他此前本就有的精神分裂症急剧恶化，不能处理政事。范仲淹、韩琦、欧阳修等商议后，认为只能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在此期间，英宗和曹太后之间由于复杂的原因，发生尖锐的矛盾。韩琦作为顾命大臣，费尽心思妥善处理双方的矛盾，使政权的交接基本上平稳过渡。英宗病好后，曹太后还政于英宗，但是在“濮议”

问题上，朝臣中间又发生尖锐的矛盾。侍御史知杂事吕诲直接弹劾韩琦，控告他在五个方面不忠于朝廷，甚至拿他十年前修筑的“昼锦堂”

做文章，认为他当时就是炫耀自己的功劳，而今又居功自傲，要挟朝廷，希图得到更大的利益，请求将韩琦逐出朝廷，赴外做官。

韩琦等尽管极力辩解，也难以平息非议。这些怪论当然也传到了相州，不明真相的官民很为韩琦担心。知相州赵元甫于是出了一个主意，由他出面在昼锦堂旁边立一美石，再由韩琦出面请一个文采极好、社会影响又很大的人撰一美文，对相关问题做出解释，以解除人们的误解，这也是对政敌最大的反驳。韩琦马上想到一代文宗欧阳修最合适，他的社会影响、文章水准及他对韩琦的了解，是没有人能够替代的，且又是韩琦忠实的政治助手。韩琦于是邀请欧阳修撰文。

欧阳修收到邀请，知道这是老友韩琦对自己的莫大信任，也明白此时写文章的重要性及目的所在。他必须全力以赴写好这篇碑文，因为碑文刻石之后，会很快传遍全国，甚至传到辽国等周边国家，流传后世。

《昼锦堂记》全文如下：

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此人情之所荣，而今昔之所同也。

盖士方穷时，困厄闾里，庸人竖子，皆得易而侮之。若季子不礼于其嫂，买臣见弃于其妻。一旦高车驷马，旗旄导前，而骑卒拥后，夹道之人，相与骈肩累迹，瞻望咨嗟。而所谓庸夫愚妇者，奔走骇汗，羞愧俯伏，以自悔罪于车尘马足之间。此一介之士，得志于当时，而意气之盛，昔人比之衣锦之荣者也。

唯大丞相魏国公则不然：公，相人也，世有令德，为时名卿。自公少时，已擢高科，登显仕。海内之士，闻下风而望余光者，盖亦有年矣。所谓将相而富贵，皆公所宜素有。非如穷厄之人，侥幸得志于一时，出于庸夫愚妇之不意，以惊骇而夸耀之也。然则高牙大纛，不足为公荣。桓圭衮冕，不足为公贵。唯德被生民，而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以耀后世而垂无穷，此公之志，而士亦以此望于公也。岂止夸一时而荣一乡哉！

公在至和中，尝以武康之节，来治于相，乃作昼锦之堂于后圃。既又刻诗于石，以遗相人。其言以快恩仇、矜名誉为可薄，盖不以昔人所夸者为荣，而以为戒。于此见公之视富贵为何如，而其志岂易量哉！故能出入将相，勤劳王家，而夷险一节。至于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其丰功盛烈，所以铭彝鼎而被弦歌者，乃邦家之光，非闾里之荣也。

余虽不获登公之堂，幸尝窃诵公之诗，乐公之志有成，而喜为天下道也。于是乎书。（宋）范仲淹著，薛正兴校点：《范仲淹全集》卷四十。

在此文中，欧阳修指出了韩琦与苏秦、朱买臣等的本质区别。苏、朱二人，实乃一介之士，穷酸之后的富贵，只是为了实现一己之梦想，衣锦还乡乃此类人惯常的做法。而宰相韩琦则不然，他是世代名门之后，父亲韩国华曾经是泉州知州，祖上多有高官显宦，他的志向则是“德被生民，功施社稷，勒之金石，播之声诗，传之后世”

。两相对比，实乃燕雀与鸿鹄之分。韩琦出将入相，危急关头“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矣”

。他的丰功伟绩，是大宋的荣耀，且将永被牢记。

范文偁《过庭录》一书记载，韩琦建成昼锦堂后，让欧阳修写一篇《昼锦堂记》以添彩。欧阳修认真地写好后，派人送去。韩琦读后，很喜欢“仕宦至将相，富贵归故乡”

这句话。停了几天，欧阳修又派人送来了新稿，说做了一处小的修改，韩琦读后，发现于“仕宦”

和“富贵”

后边，各添一“而”

字。韩琦又按照新稿读了几遍，才明白添了此字后，文义尤其通畅。

欧阳修去世前留下的遗嘱中，请求韩琦为他写墓志铭。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二人在朝中共事多年，除了相知最深、感情最深的因素外，牵涉一个比较敏感但是在墓志铭中又不得不写的问题，也就是“濮议”

问题。当时欧阳修提出来后，遭到举朝臣僚的攻击。其实，这件事最早的提出者是韩琦，欧阳修可谓替韩琦挡箭。

韩琦饱含深情，为欧阳修写了内容超长的墓志铭（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三。，高度评价了欧阳修光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