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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人生几何（第1页）

自序：人生几何

据说，每个人一生的饮食习惯，九岁时就已经养成，南方人爱吃大米，北方人爱吃面食，都是在九岁之前形成的。不管生活环境如何变迁，即便是北方人去了南方，南方人来了北方，饮食习惯九岁之前形成定律，这个定律也将伴随人的一生。

不知道对别人咋样，对我来说，这个定律挺准。

1971年，我十六岁，跟随俺爹来到了开封。俺爹是土生土长的开封人，也是不到二十岁之前离家，四处漂泊。俺娘是四川人，少小离家，在西北与俺爹相遇，俩人结婚后从大西北到南京落脚，然后生下了俺们三兄弟……等于说，我们全家只有俺爹一个人属于面食定律，俺娘出生在四川，俺们三兄弟出生在南京，都属于九岁之前吃大米的定律。在我九岁之前的记忆里，俺爹就爱吃面食，在南京居住的那些年，俺爹每天下班回家，总要带回几个单位食堂的馒头。

来到开封已经半个多世纪，俺爹俺娘都已经归西，可我至今对馍依然不感兴趣，家常便饭基本以大米为主，这大概正印证了那个“九岁定律”

吧。来到开封后，馍出现在我嘴里最多的情况，就是在喝胡辣汤的时候，也只有在喝胡辣汤的时候，味觉才能感觉到馍香。

第一次喝胡辣汤的记忆，是在午朝门我堂姐家里。来到开封的头些日子，我住在堂姐家里，堂姐家是个大家族，姐夫姓傅，傅家兄弟八个虽各自成家，但都还和父母住在一个院子里。堂姐有三男两女五个孩子，家庭条件实属一般，五个孩子中除了最小的妞儿（五岁）不干活之外，其余四个孩子每天放学做完功课之后，都要帮着家里挣钱补贴家用，挣钱的渠道是纺棉纱和糊火柴盒。由于生活拮据，堂姐家每天吃大锅熬菜和芥疙瘩夹馍，芥疙瘩就是咸菜，馍可不是白面馍，是那种掺着高粱面和玉米面做成的馍。堂姐家的孩子们都很懂事儿，从没有跟我这个比他们大不几岁的三叔争抢过好面馍（白面馍）。我是从南方“大城市”

来的，受到堂姐一家的特别照顾。那年月的开封，每家的粮本上标注的都是百分之七十的粗粮、百分之三十的细粮，粗粮包括高粱面、玉米面、红薯面，细粮就是白面和大米。那时大江南北都有粮本，南方却没有杂面之说。来到开封，每一次吃杂面我都像被塞住了喉咙，肚里就是再饿，那些杂面窝窝头之类的食物，都是强咽进肚里的，杂面和好面掺在一起还好点儿，尽管是细粮少粗粮多，可那已经是一般家庭一年四季的家常饭了。

堂姐夫很会做饭，我说他很会做饭是因为他会把粗粮变着花样吃，今天杂面馍夹豆豉，明天杂面擀面条，后天杂面蒸包子。尽管我知道这是堂姐夫用心良苦想让我这个南蛮子吃好，可我内心还是接受不了那百分之七十的杂面。一天，堂姐夫对我说：“三弟，咱今个（今天）中午喝咸汤。”

起初我并没有在意堂姐夫说的咸汤是什么汤。晌午头，我学着孩子们的吃法，把杂面馍掰成一小块一小块泡进咸汤碗里，掌（放）进辣椒和醋这么一吃，顿时我的胃被刺激住了。这种刺激里携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兴奋，让我一鼓作气吃下了两个杂面馍，被撑住了。堂姐夫满脸展样（舒坦，精神）地对我说：“说是咸汤，其实叫胡辣汤，胡椒太贵，冇舍得掌，开封人就叫它咸汤了。”

压（从）那以后，别管咸汤还是胡辣汤，都给我的味觉留下了深刻印象，因为它能让我多吃杂面馍。

1973年在开封上完高中以后，我上山下乡，去开封郊区一个农场当了知青。因为每天要干体力活，农场领导开恩，农场食堂不吃杂粮吃白面，我每顿饭基本上是俩白面馍一碗大锅熬菜，我的这个饭量算是农场女知青们的饭量，男知青至少要吃三个馍以上。因为能吃上白面馍，跟我一起种菜的男知青里面，有一顿能吃六个白面馍的，尤其是在农场食堂熬胡辣汤的时候，曾有人一顿饭吃进肚里九个白面馍。那年月，肚子里缺油水，胡辣汤利口，用开封人的话说，这叫“吃进肚里都是本”

。尽管农场改善伙食经常熬胡辣汤，但我始终觉得农场熬的胡辣汤不及俺堂姐夫熬的胡辣汤好喝。

两年知青生活以后，我跟随着回城打临时工的浪潮，回到城里当代课教师，先后去了四所中学代课，其中二十九中学位于相国寺后面，就是传说中鲁智深倒拔垂杨柳的那个地方。撇开传奇不说，相国寺后面是一个最能体现开封市井文化的地方，尽管那时“文化大革命”

尚未结束，新时期尚未开始，但那里还簇拥着不少“黑市交易”

。有说评书的地下书场，有倒卖布票、粮票、缝纫机票和各种稀有票证的地下交易，还有偷偷摸摸倒腾各种吃食儿的。都说二十九中学是开封最差的中学，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所中学里的学生受市井烟火气影响太重，太社会。

相国寺后面有一家叫“王馍头”

的饭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家清末民初的老店，新中国成立后工商业改造时期归了国家。当时它是相国寺后唯一的饭馆，王馍头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是享誉开封的韭菜合子、炸酱面、鸡蛋灌饼，而是每天从早到晚支在店门前咕嘟着胡辣汤的大铁锅，除此之外，就是饭店里有个三十多岁可恶道（凶）的胖男人。胖男人经常跟食客发生矛盾，不是打就是骂，如果不是因为那一锅胡辣汤，我肯定不会去那家饭店吃饭，即使很怯气那个胖子，也挡不住那锅胡辣汤对我的诱惑。可令我奇怪的是，王馍头有那么好喝的胡辣汤，跟我同办公室的一位女老师却很不屑，每当我叫她一起去王馍头喝汤的时候，她只吃鸡蛋灌饼和韭菜合子，不喝胡辣汤。我问她为啥不喝胡辣汤？她说王馍头的汤不正宗，抽空她领我去喝“州桥胡辣汤”

，那才是正宗的胡辣汤。

女老师说的州桥胡辣汤店，在大纸坊街口的中山路上，是开封城里唯一日夜经营的饭店。女老师家住在大纸坊街，距州桥胡辣汤店很近。可说归说，一直到我结束代课生涯，要离开二十九中学那一天，女老师才领我去了位于中山路上的州桥胡辣汤店，就算是离开二十九中学最后的晚餐。那天也确实是晚上去喝的胡辣汤，州桥胡辣汤店里挤哄不动的人，那喝汤的场面，至今历历在目。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我一直认为州桥胡辣汤是开封城里最好喝的胡辣汤，我坚定不移追随着它的味道，直至它搬迁至自由路。再后来，我与寺门义孩儿哥哥结识，被寺门的早餐拿住了我的胃，寺门回民的胡辣汤又成了我的最爱，州桥胡辣汤才渐渐淡出我的味觉。寺门对我后来改行文学的影响巨大，这与寺门沙家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最终把我的生活方式改变成了穆斯林的生活方式，让我戴上了礼拜帽。

义孩儿哥哥是个吃家，我跟着他几乎把开封城里所有的清真胡辣汤喝了个遍，在这个过程中，自然产生了对胡辣汤进一步的认识。但这种认识还不是那种脱胎换骨的认识，直到有一天，义孩儿哥哥把香港新世界集团董事会的李长发先生领到我的面前，在与李长发先生聊天的时候，我才对胡辣汤有了一个崭新的认识。

李长发先生是开封人，1965年从寺门离开开封，那年他十九岁。李先生一生浪迹天涯，行商为生，在离开开封的大半辈子里，最让他念念不忘的一件事儿，就是想要搞清楚自己家族的来龙去脉。从小他就听老一辈人说，他们李家祖上是犹太人，是宋朝皇帝赐予来到开封的犹太人“七姓八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