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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第1页）

第七节士不忘身不为忠，言不逆耳不为谏

庆历三年（1043）三月，通过宰相晏殊的举荐，欧阳修回到东京，开始了谏官生涯。这也是很适合欧阳修性格的职位。一、宋代台谏制度的特点及作用

谏院和御史台均为赵宋最高监察机构，宋朝初期，对谏院的作用还不是很重视，谏院也不是独立的机构，用门下省和中书省的官员两名判谏院事，下边设有谏议大夫、补缺、拾遗等官职，其中左谏议大夫、左补阙、左拾遗属门下省，右谏议大夫、右补阙、右拾遗属中书省。

到了真宗时期，随着政治、经济等形势的变化，官员中各种犯罪现象增加，安享太平的思想也日益滋长。有鉴于此，必须加强监察机构的作用。天禧二年（1018）二月，谏院成为正式的机构，办公地点在门下省附近，且铸了谏院的官印，但是，谏院仍然是其他官署的附属机构。仁宗明道元年（1032）七月，由于谏官陈执中的屡次建议，门下省恰好搬迁新址，于是将其原先的办公地址改为谏院，谏院才成为独立的机构，北宋谏官的作用也随之进入高潮期。

谏官可以对皇帝和皇室人员监督谏诤，对各级官署的官员（包括宰相）进行弹劾，奉行风闻言事、独立言事的原则凭道听途说的消息即可以弹劾，不需要确切证据。即使搞错了，也不需要承担责任。。谏官上奏的章疏一般由皇帝亲自审阅、处理。二、心忧天下的谏官（一）欧阳修剑指贪官和冗官

知谏院期间，欧阳修可谓非常称职的谏官。韩琦用“无所顾忌，横身正路，风节凛然”

（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附录卷三，韩琦《故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致仕赠太子太师欧阳公墓志铭》。十二个字，评价欧阳修为谏官时的表现。

欧阳修上任时期，“冗官”

“冗兵”

“冗费”

问题，已经使仁宗和朝臣们寝食难安，但谁也拿不出一个解决问题的合理方案。已经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十四年的欧阳修，对社会积弊也有了切身的感受，他提出的第一个札子（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十八《论按察官吏札子》。就是如何整顿不称职官员。

欧阳修在札子中指出：天下官员人数极多，鱼龙混杂，朝廷无法都了解他们的为政能力和品行如何，管理官员的吏部等机构只知道官员们何时被任命、何时到期、何时转官、何时致仕（退休），至于能力如何，没有一个较为透彻的了解。各路转运使，虽然负有监察官吏的职责，除有些官员的腐败案自行败露外，也没有能够辨别官员能力的良术，致使老弱病残者、懦弱不才者、贪污受贿者，照样尸位素餐。关键是这些官员大多是州县官，直接面对民众，给民众带来的危害不小，而且直接影响官家和朝廷的声誉。现在又是战争时期，赋役繁多，民众怨声载道。所以，解决“三冗”

问题，应该首先从整顿官员入手。

欧阳修建议先制订考察官员的法令及具体的标准，于朝官中选择二十多名四品以上为官清廉且辨别能力强的官员，派往各路担任按察使，外出考察之前，先将该路官员的所有名单给他，然后给他一套空白的按察官员记录簿。到了该地之后，采用明察暗访的手段，考察官吏，老弱不堪和有明显为政缺陷的官员，在他们的名字下以朱笔标明。无突出政绩也没有明显为政缺陷的官员，以黑笔标明。长于治理且政绩不错的官员，也用朱笔标明。朝廷根据按察使带回的考察结果，对这些官员做出相应处理，不用半年，此问题即可迎刃而解。

欧阳修的这个方案，虽然出于一片忠心，但明显可以看出其书生本色，理想主义的色彩过于浓厚，这也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特点。积重难返的体制问题，不是短期能够彻底解决的，更何况在官员任命制的背景下，在裙带关系盛行的官场，谁能确保按察使能够一碗水端平，谁能确保按察使能够顶住来自上层和其他各方面的压力？朝廷当时也不赞成这样大动干戈，容易导致人心浮动，政事更乱，这个方案只能放弃。

欧阳修却认为此事非常重要，又一次上札子（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一○六《论按察官吏第二状》。，提出新的解决方案。

欧阳修在札子中指出：朝廷将按察官吏的职能主要放在各路转运使肩上，并不合适，因为有些转运使自己即是老弱病残者、懦弱不才者、贪污受贿者，这些人自己都应该被谏官弹劾，岂能去考察他人。有些转运使倒是称职，聪明能干，但是转运使的主要职责是管理一路的财政事宜，工作繁重，战争时期，更要为急如星火的转运军需事宜昼夜奔波，哪里有时间去走遍所属的州县，专心考察这些官员？因此，还应该如臣前议，派遣专职的按察官吏的官员。如果朝廷认为从四品以上官员中难以找出合适的担当此任的官员，那么就从皇帝的近侍中或台谏部门、馆阁部门选择合适的官员，这些官员可以自己选择随行的幕僚，十几个人就够了，地小人少的地方，一个人可以按察两个路，具体的做法仍然采用上次札子中的办法。

欧阳修的这个札子，本质上和上次一样，只不过换了一批人，也仍然没有被朝廷接受，估计原因和上个札子一样。当然，谏官所上的札子，不被皇帝和朝廷接受，也很正常。（二）身在东京心在西北

宋夏战争爆发后，尽管欧阳修没有答应范仲淹到战场上给他做掌书记的提议，但是他还是密切关注着战场局势的演变，不时向朝廷提出一些中肯的建议。

庆历三年（1043）四月，范仲淹和韩琦应召赶赴东京。但是，二人到东京后，只是像两府大臣指中书省和枢密院的官员。一样按照规定时间上殿面见皇帝，呈奏的也是寻常之事，并没有呈奏宋夏战场上的大事。作为谏官的欧阳修见此情景，感到很不正常。他风闻辽国皇帝和大臣在辽、宋交界地区召开会议，商议军国大事，于是赶忙上了《论韩琦范仲淹乞赐召对事札子》（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七。，建议仁宗于便殿召见二人。因为二人拘于常例，不便主动请求召见，而利用单独召见的机会，仁宗可以向他们详细询问战场情况及对策，并让他们放胆说话。这种做法是宋以前帝王经常采用的，本朝太祖、太宗、真宗也经常这样做。

仁宗见欧阳修言之有理，于四月七日召见了范仲淹、韩琦二人，向二人详细询问了战场的情况，并征询了二人的建议。

就宋夏双方的综合实力而言，西夏肯定不是北宋的对手，长期的战争对国小民贫、资源又比较少的西夏而言，肯定经不起折腾。元昊一开始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吃准了“仰文抑武”

的大宋怯懦的心理，妄图通过短期的突然袭击，利用西夏骑兵的优势，取得战场的主动权，然后向富裕的大宋勒索一大笔财物，以此来巩固刚刚建立的新政权。

早在康定元年（1040）初的三川口战役结束后，元昊就通过释放被俘的北宋将领高延德，向知延州的范仲淹提出求和的愿望。范仲淹提出和好的前提是元昊必须取消皇帝称号并向北宋称臣。双方还未能展开和谈，西夏军队又在好水川大败北宋军队，元昊转而又对北宋持强硬态度，和谈中断。后由于西夏国内灾荒不断，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西夏西部的少数民族也不断与西夏展开战争，西夏又萌发了和谈的愿望，大宋内部由于社会矛盾的尖锐也感到压力很大，也有和谈的愿望。尤其是庆历二年（1042）九月的定川砦战役又一次惨败后，北宋统治集团希望和平解决战争的愿望非常强烈，于是互派使节，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断断续续的谈判。

欧阳修于庆历三年（1043）七月，提交了四个关于如何对待和议的札子。

第一个札子是《论乞廷议元昊通和事状》（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九。。欧阳修指出：和谈是大宋当今最大的事情，必须让百官各抒己见，陈述自己的意见。目前有三种看法：其一，战争加剧了大宋财政困难的局面，不和的话恐怕会越来越困难，稍微做点让步，达成和议，可以缓解困难的局面。其二，西夏人非常狡诈，倘若和议达成之后，西夏不退兵，则和与不和没有本质区别，只会让大宋的让步行为蒙羞。其三，和议达成之后，西夏只是借此机会，休养生息，一旦兵强马壮，再次发动战争。而大宋内部，和议达成之后，苟且偷安的思想又会蔓延，危害反而更大。其四，因为辽国在宋夏和议的过程中，也不断给西夏施加压力，促其与宋和谈，即使与西夏达成和议，辽国必定以和谈功臣自居，向大宋勒索大笔财物，若不答应它的要求，必定以战争相威胁，如此则西边无小患、北边添大忧。

有鉴于此，欧阳修建议借鉴汉、唐两朝的经验，也是太祖到真宗三朝的经验，此等大事，在西夏使节到来之前，必须经过大臣充分讨论，然后做出决策。如果朝臣们实在提不出有价值的意见了，再由官家做出最后裁决。

大宋号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欧阳修的建议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出这种说法。

第二个札子是《论元昊来人不可令朝臣管伴札子》（宋）欧阳修著，李逸安点校：《欧阳修全集》卷九十九。。欧阳修指出：听说朝廷准备以高规格的外交礼节招待西夏使臣，甚至准备用御宴招待，此举非常不妥当。这等于显示大宋怯弱、急于求和，所以，各个环节都要显示出大宋不怕战争的态度。和议确定之后，再给予西夏来使较高的礼节，亦为不迟。外交礼仪，看起来是小事，实际上是大事，战争期间的外交使节往来，西夏使节可以看出大宋将相的能力高低，及其言行显示出来的是强硬还是怯弱。如果看到大宋皇帝和朝臣怒意未消，和谈的条件和结果深不可测，那么首先担心的是会不会将使节杀掉，或者将使节扣留，这样他们回去之后，有一种侥幸脱逃的感觉。因此，西夏使节到来后，应该先把他们安置在驿馆住下，不急着和他们谈判，晾一晾。

欧阳修的这些分析，有的妥当，有的则有些小家子气，对以礼仪之邦著称的大宋而言，如果杀掉或扣留对方使节，只能给周边国家留下笑谈，也会给人以野蛮之邦的形象，所以朝廷没有接受欧阳修的这些建议。

明道元年（1032）十月，元昊继位以后，马上废去此前宋的赐姓赵，改姓嵬名氏，自称“嵬名兀卒”

嵬名是姓，亲族皆以此为姓。兀卒，又作吾祖，党项语为皇帝，也作青天子。因为吾祖二字，北宋一些大臣一度认为是元昊蓄意挑衅，侮辱北宋。其实，由于文化差异导致误解的可能性最大。，西夏文的意思是“青天子”

，称宋朝的皇帝为“黄天子”

，意为双方处于对等的地位。由此，双方谈和期间关于元昊的称呼问题，成为争议最激烈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