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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不吃。”

我说不吃的时候眼前飞快闪回这次来北京的所有委屈和失望，我的泪水夺眶而出。

“别哭。”

他说“我现在身不由己。既不能送你也不能陪你玩玩。但我们可以一起吃顿饭。”

我一边抹泪水一边冷静地说：“我没哭，我也没时间吃这顿饭。”

我们都不说话了。一种梗塞状的难受劲从我们的心中慢慢滚动过去。

他说：“那就不吃？”

我说：“不吃。再见。”

这次我能肯定我的钥匙没丢而他把钥匙丢失了。

我立刻着手办明天离京的火车票。

毛同志陪我和票贩子老赵谈买黑票的勾当。我们三个人都坐在招待所肮脏的沙发上，面对从不走动的世界各国时钟。老赵长一北方男人的大脑袋，留寸头，齆着鼻子说一

口老北京话，满口舌头乱卷，句句理直气壮。找老赵买票的规矩是必须事先交纳手续费。到武汉的当日硬卧票，手续费五百元人民币。次日票，三百元。提前三天订票，一百五十元。提前一星期，一百元。

我说：“我要明天的。”

老赵说：“先交三百，明天按票价一手交钱一手交票。”

毛同志说：“你不能便宜一点吗？”

老赵说：“大婶，您当这是菜市场买萝卜大白菜？”

我说：“三百就三百。可是我凭什么相信你？我把钱给你你一去永不回，我上哪找你？”

“这好办。我不收这钱。”

老赵拉过服务台里面的小姐，说：“把钱押在她这儿行吧？”

老赵就是招待所总服务台介绍给我们的。我当即数了三百块钱交给了小姐。我让小姐给我开了一张收据。

我收拾好了一切，坐在房间，专等票来。第二天毛同志出去买医疗器械，中午特意赶回招待所，说要送我。

中午老赵没来。来了个电话。

“票实在太难弄了。北京在开‘两会’呢。还要票吗？”

“当然要。”

“要明天的吗？”

“是的。”

“那手续费还是三百。今天我白跑的车马费就算了。”

“好吧。”

我拿出毛巾抖一抖又挂在卫生间。岁月开始显得无限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