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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心像（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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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月》（1992）

这样的设计于是就具有了一种寓言色彩。香港在此被表现得破败、不安，与我们在主流电影里所见到的豪华耀眼全然不同。此处街巷粗陋，环境凌乱，如同我们推开了一扇城市的后窗，目击了令人难堪的秘密。据说一个香港影

评人看到《好郁》的镜头后被吓坏了。它不是写实的，它其实是游静心灵状态的投射，内里透露着一种激进主义。游静说她20世纪90年代末从英国回来，走在中环的街道上，觉得空气差得不得了，难以呼吸。不仅如此，她对香港人的精神状况也异常悲观，片子中她们在街头踯躅，好似一群失去了生活目标的人。导演对科技和西方技术对人的宰制也非常担心，擅长文化分析的游静从这些沉默的物品里看到了一层不被大家注意的权力关系，她试图利用zero来揭发这层关系。记得我和游静在香港九龙曾见过一面，当时我背着一台苹果电脑，于是她顺便调侃了一下，意思是为何大家都被第一世界的科技所诱惑和追赶。

《好郁》线索多，篇幅有限，在感情上难以将观众带入，游静坦言自己想讲的东西太多。片子里有电视画面在传达内地的气功课和祖国风光，街头电视则出现了地震预报，还有人戴着口罩，有一种不安不祥的气氛。游静对我说，她的电影寓言后来实现了。这个片子刚在香港上片就爆发了SARS，人人戴口罩。

三

看起来香港独立电影在表达本埠的忧伤世况，其实和香港主流电影一样，它里面一直都暗含着强烈的内地元素。他们要描绘自己的家园，却无法不同时论及内地。我们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香港

电影，中英谈判、1997年乃至回归之后，这些时间节点经常成为香港影片里推动叙事的力量。1997年之后的香港被一个影响全局的大趋势所笼罩，香港人强烈的一体同在感更为加强，这自然会体现在影像里——它的个人叙事里总隐含着一个国家视野，乃至在电影里表现为一种泛政治化倾向。就像麦婉欣《蝴蝶》（2004）里的主人公追求小我的自主性，她的故事里却牵扯到北京，因为这个自主要在内部和外部同时确立。北京的存在看起来遥远，其实近在咫尺，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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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人生》（2009）

香港人的悲观当然与香港国际地位的降低有关。内地城市的地位其实由上而下、由大而小，有一种阶层制度，下层的自足自主性最差。虽然香港人发现自己有独特的位置，但是他们偶尔会抱怨自己正演化为内地的二等城市。当自己变为百分之一的时候，其实香港就变成了一个局部的、太小的“知识点”

，这影响了香港电影的被接受程度。

张虹也是一位独立导演，她可能是香港唯一专门从事纪录片事业的人。她不仅自己拍片，还创办了采风工作室，主持着一个华语纪录片节。她为我上述香港的变化感到失落。她在位于湾仔的工作室里对我说，这几年国际独立电影节基本不支持香港作品，如果拍摄同一题材，内地的片子

会得到认真对待，香港作品则肯定被忽略。香港独立电影人张经纬的《音乐人生》（2009）是一部出色的纪录片，曾获金马奖，但是它也只在华语世界里被重视，出了华语界就无人关注。张虹本人拍过一部纪录片叫《平安米》（2002），讲述了香港北部山区老人为等公益机构的盂兰节派米，清晨即起排队等候，最后所得仅为两袋价值菲薄的平安米。派米结束后，佝偻的老人们肩扛两袋米艰难往回赶，这个镜头打动了很多人。此片在香港获得某项金奖，但是在其他地方却不被注意。这部纪录片固然有心地捕捉到了香港社会的重要细节和委屈之处，但是那仍然是一个“很小的知识”

，仅仅香港人可以对此会心，如同老乡交谈，彼此间相谈甚欢，但是可能“旁人听之，无义无味”

。

张虹说电影节不接纳香港独立纪录片，是因为它们不愿去了解香港这么一个小地方的社会背景。如今香港作为一个巨大的寓言性质的浮城特征消失后，香港电影要继续发展，也许就无可避免地“去本土化”

，或者把电影进行普遍化的处理。另外，在面对内地这个巨大的对象时，一些本该发扬的香港精神也被压抑收敛。这未免让人伤感！几年前当香港电影人北上，我曾呼吁为内地影圈注入香港价值，但他们进来后迅速被同化，他们带来了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