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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之为业（第1页）

※纪录之为业

拿机器做什么？

1994年春，我从部队退伍，加入了《台湾立报》，开始了摇笔杆的记者与评论生涯。不久，我收到家人送的一份退伍礼物，是一部小小的V8家用摄像机。从此，我弃文从摄，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这是台湾解严之后的第七年。在20世纪80年代，新的录像技术带给台湾的反对运动及新文化运动一项前所未见的武器，得以突破国民党在媒体上的封锁，以及长年的“党国”

意识形态框条。在那纷扰的时局中，我因为“绿色小组”

的街头纪录，认识到社会底层的力量与声音，因为小剧场与前卫艺术对摄像装置的运用，认识到动态影像的多元潜能。

但是，当我拿到我的第一台摄像机时，那个狂飙的、破坏的年代已经渐渐过去，那么，我要拿这机器做什么？我对自己说，我要做纪录片，并且，要以之作为行业、事业、志业。

现在回想起来，将近二十年前的这个想法其实还蛮天真的。那时，仅仅凭着一股年轻的热血、探索世界的好奇，以及台湾在解严之后的媒体开放环境，便以为，在这新的时代，纪录片应当不会仅仅是边缘的声音、小众的管道、对抗的武器，而应该可以透过大众媒体，对解严之后的台湾人进行干预、影响与塑造。事后我才醒悟，这是一条漫长的不归路，而其所谓漫长，是可能终

我一生都看不到这目标的成熟。

纪录片能作为行业、事业与志业吗？

在我拿起第一台摄像机的十年之后，开始有机会接触到国际纪录片行业的动态。先不论当中影片的多样性，我渐渐注意到一个现象：岛外的许多同行，不管身为导演、制片人还是撰稿人，年纪在四五十岁以上甚至六七十岁的所在多有。2011年，我在法国认识了刚拍摄了普京纪录片的导演尚米歇，他形如泰山的秃头上飘着几根似有若无的白发，天真的笑容始终挂在脸上。我问他入行多久，才知，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在纪录片领域工作了。

当时他的下一个计划是拍摄一系列关于新中国的纪录片。此系列片遍访近百位中国各阶层的代表人物，于2013年春在欧洲最大的公共电视台ARTE首播，获得极大好评。我有幸受邀参与其试映，看完之后，我不胜感慨地跟旁边的华人朋友说：即便到三十年之后，中国人如果要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半个世纪的社会波澜与历史曲折，还是要看这部老外制作的作品。

纪录片，毫无疑问是一门时间的艺术。

首先，创作者需要花许多时间进行调研、接近现场、蹲点、拍摄、剪辑。两三年完成一部作品已是常态，动辄五六年七八年的，也不少见。还记得金马奖最佳纪录片《音乐人生》（张经纬导演，EX监制）在最初提案

的时候，导演将十年前拍摄的主角孩提影像跟十年后拍摄的主角青少年影像并置在一起，造成的时空穿越震撼，至今历历在目。

其次，纪录片捕捉到的素材画面，不仅在播映当下会造成影响，乃至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一百年之后，都还可以是未来社会的重要给养。我在制作台湾“保钓”

运动纪录片时，拜受访者之赐，得到1972年台大学生进行“言论自由在台大”

“民主生活在台大”

“民族主义座谈会”

“立法机构应否全面改选辩论会”

的录音资料，即便在三十年之后，台湾政治社会时空跟当初蒋经国初掌权的样貌相比已经完全两样，但学生们与年轻学者们对民主、言论自由、民族主义与社会发展关系的论证，立法机构应否改选的辩论，依然如雷贯耳，有着饱满的现实意义。相对于此，时下热门的电视剧与微电影，动辄花费上百万甚至千万，再过几年回头来看，不过是一场黄粱一梦烟火秀。

最后，纪录片工作者本身的识见与制作能力，需要经历时间的淘洗。年轻的工作者或可以如百米短跑一般，迸发出惊人的爆发力与火花，但往往透视与辩证不足，从而极可能浪费了一个好题材，也浪费了好不容易集结起来的社会资源。在今年EX的年度主题“安全感与信任感”

提案工作坊当中，我看到年近六十的导演拍摄

了20世纪50年代溪北地区在“反右”

运动中的两个对立群体，他们如今垂垂老矣，正面对是否要求宽恕以及是否接受宽恕的生命与宗教终极难题。这样意义深远的题材，若非有一定生命历练，如何驾驭？

“偏食”

“跛脚”

从何而来？

自1988年，吴文光导演的大陆独立纪录片开山之作《流浪北京》以降，加之台湾的公共电视台、全景影像基金会等推动的纪录片创作，近二三十年来，华人社会的纪录片迭有佳作，也累积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距离纪录片作为行业、事业与志业，还有多远？

行业，是可以作为养家活口的行当；事业，是可以开创出扬名立万的阵地；志业，是可以对社会进步、文明进程、人生境遇有所反哺与贡献。然而，要达到这一步，所须仰赖的，不仅是市场——否则去拍电影或电视剧得了；也不仅是政策——否则就靠政府补助过活得了。在市场、政策两者兼具的情况下，还需有来自社会的强大奥援。这奥援，一面是制片资源上的，另一面更是公共意识上的；有了社会的奥援，纪录片才不至于被市场或政策绑架，失去它最重要的独立性。换言之，要想纪录片环境真正成熟，市场、政策与社会公共性这个三角，缺一不可。

电影、电视剧、广告、小说、动画、音乐、戏剧、美术等等，基本上都可以仅因为

市场的蓬勃或是政策的支持，而达到产业化，但是纪录片不行。

因此我们看到西方纪录片环境的成熟，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有影院、影展、DVD发行等各种市场机制，也不仅仅是国家政策的支持，而更来自民间社会强大的公共性：撑起这个产业的绝大部分是公共电视台，近年来还加上许多民间基金会与非政府组织；尤有甚者，企业家把纪录片看成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体现，知识精英把纪录片看成普及观念、进行辩证的重要载体。

对他们来说，在日常生活中观看纪录片，甚至参与纪录片的制作与传播，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他们不会仅仅因为市场的追捧与政策的鼓励来决定自己对纪录片的态度，并且，他们并不吝于表达这种态度。是故，以丹麦为例，这个人口不到六百万人的北欧小国，其公共电视台的纪录片部门每年却会制作或购进三千小时的纪录片以满足社会观众的需求。这样的国家，岂能不让人肃然起敬！

在我所生活的社会里，尽管市场看似开始蓬勃，政策愿意支持，但社会公共性还在牙牙学语、蹒跚学步的阶段。更糟糕的是，这种市场、政策两头大，社会公共性弱小的情况，会使得不愿意被市场绑架、也不愿意被政策招安的独立纪录片工作者更加陷入相对边缘的困境——既得不到恰当资源，也得不到足够认可。

如此，我们就更难看到揭秘、调查、批判性纪录片的产生。

这一整套道理说来简单易懂，但似乎很少有人真正放在心上。近年来，在华人纪录片界，开口闭口就是市场、产业、政策、国际化，但是没有社会公共性的完善，纪录片环境的发展必然会是偏食、跛脚、类型套路化，最终会碰到无法自我提升、无法继续深化的天花板，让观众失去兴趣与信任。今天，在欢呼纪录片渐受重视之余，吾辈有识之士，对此能不担心吗？

有人说，纪录片是社会的良心，也有人说，纪录片是国家的相册。这都对，但我更要补充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