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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生与阿生（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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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生回家》剧照

许多湾生在回到日本后，遭遇各种挫折甚至歧视：父母找不到工作，自己的日语口音被认为很奇怪，生活习惯与步调差异极大。他们经历了极大的努力与痛苦才能融入日本社会。在中国台湾被视为日本人、在日本被视为中国台湾人，这是他们抹不去的认同错位，也是生命中的巨大阴影，挥之不去。尽管他们在日本度过绝大部分时光，但心灵总是空缺了一角。家仓多惠子说，一直到几年前她读到五木宽之与塩野七生的《午后的两人音符：异邦人对谈》，才醒悟：“原来我是永远的异邦人。”

异邦人，在中文里又称“异乡人”

，是一种既不属于这里、也不属于那里的感受，或者痛楚。

1942年，出生在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作家加缪，出版了《异乡人》一书，就以一种存在主义哲学态度，处理这种感受。相对于在当时台湾出生的日本人被称为“湾生”

，我们把出生在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称为“阿生”

。在帝国主义式微的20世纪中叶，年轻一代依偎于殖民地与母国之间，

跌跌撞撞地寻找自己的认同与出路，并非日本独有的经验。《异乡人》所表现的，是一种巨大反差与压力下，熔铸出的无所谓、无目的、无追求心态，进而成为现代社会发展下，都市年轻人的某种心理共性。

这种“既不在这里、也不在那里”

的反差与张力，可以让人消极、让人思考“存在先于本质”

的哲学命题，同时，也可能成为构成新社会、新时代的创造力来源。战后日本许多成就斐然的艺术家，其实都出生于帝国占领下的他国领土，包括指挥家小泽征尔、电影导演山田洋次（出生于伪满洲，“满生”

），电影演员三船敏郎（出生于青岛，“华生”

）；前述《异邦人的对谈》的作者五木宽之，年少时期在朝鲜成长（“朝生”

），战后被引渡回日本，成为名满全国的作家。

是故，那种失根流离、被迫迁徙、异文化的跨越，带给我们的是什么？可能是对年少时期的无尽乡愁，可能是终身被“异乡人”

的标签所绑架，可能是始终融不进主流社会的边缘感与孤寂感，但也可能成为文明改造与创作的土壤养分，而对母国甚至全世界产生影响。

其实，这种“异乡人”

的感受，不免也沾附在1949年之后来到台湾的所谓“外省人”

身上。虽然性质迥然不同，但外省人也跟湾生、满生、华生、朝生，乃至阿生一样，经历了流离、被

迫迁徙以及同根源但不同环境的文化氛围。战后初期，他们或许在政治地位上有其优越性，但随着台湾社会的多元发展，他们的既有优势不在，甚至有些外省人后代急于把自己的外省标签拿掉，融入本土社会。这样的经验，或许跟湾生们有些共通之处。或许，当战争结束70年后，《湾生回家》的故事在台湾社会受到许多关注的同时，台湾外省人及其后代的“异乡人”

经验，乃至对这经验的反刍与再创造，也会在充满人情味的台湾，有其适切的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