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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电影艺术在延安的淬炼（第1页）

二、电影艺术在延安的淬炼

（一）《延安与八路军》的拍摄之路

1938年10月1日，换上八路军土布军服的袁牧之和他的同伴们，穿过数万株苍苍古柏，迎着带有三分冷肃的秋风，站到了桥山上的黄帝陵前。袁牧之把这里选为他的纪录电影《延安与八路军》第一组镜头的拍摄地。已经安静地睡卧了四千多年的黄帝陵，第一次迎来了现代文明的产物——摄影机。

土布军服的衣摆随风飘动，袁牧之感觉自己的胸襟满是历史之风、时代之风。一介书生，一个文人，更兼敏锐多感的艺术家，当他被数千年的中国历史涤荡之时，其内心的激越之情是可想而知的。之所以选择黄帝陵作为第一组镜头，袁牧之是想借此唤醒中华儿女，宁死不屈、保家卫国。

就在一个多月前的1938年8月，袁牧之与吴印咸一路风尘来到了距离黄帝陵一百三四十公里远的延安。按照事先的安排，他们直奔八路军总政治部。

延安欢迎你们！作为大上海的艺术家，袁牧之和吴印咸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常常被人追逐着、簇拥着。总政治部已经做出安排，正式成立电影团，团长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担任，袁牧之任总编导，吴印咸负责摄影工作。

最初的电影团仅有六七个人，且只有袁牧之和吴印咸是真正拍摄过电影的，其他人基本上都是门外汉。但电影团

的成立往往被认定为人民电影的源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电影在真正意义上从此诞生。

延安电影团确定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延安与八路军》。袁牧之为这部电影确定了四个部分：各界爱国人士特别是青年人奔赴延安、延安的基本情况、八路军的军事生活、在延安学习后青年人到抗日前方开展各类工作。为此，袁牧之又细分了两个拍摄时段，先在延安地区拍摄完全部需要的素材，然后进入华北敌后根据地实地拍摄。

在延安拍摄期间，让袁牧之心里一热的是，陈波儿从重庆来到了延安。这对曾经在银幕上有过完美合作的伙伴，早已经在内心有了深深的默契。彼此交流时，因为一个眼神在身体内引发的化学变化，让袁牧之沉迷。

这对合作伙伴感情的火花却首先绽放在了舞台上。袁牧之和陈波儿一起，合作编导了舞台剧《延安三部曲》。这三部曲分别为：奔赴延安、延安生活、上前线去。1939年1月6日，舞台剧在隆冬时节上演，虽然只演了四五场，却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这部剧中引人瞩目的还有两个元素：一是陈波儿扮演了一个活灵活现的“小鬼”

，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二是后来成为长影著名喜剧导演的吕班在剧中亮了个相，他演唱了一段大鼓书，为开赴前线的人们送行。

1939年1月下旬，袁牧之告诉

陈波儿，他们在延安的拍摄已经基本完成，准备到华北敌后根据地继续拍摄电影素材。陈波儿为袁牧之感到高兴，祝福他早日完成这一伟大的梦想。就在他们计划离开延安的前一天，袁牧之等电影团的成员接到了一个特殊的邀请，毛泽东请他们到自己的窑洞做客，并在窑洞中“宴请”

了他们。

尽管简陋，但袁牧之感受到了一种巨大的信任，这种信任影响了他人生的后半程。席间，袁牧之慨叹胶片等拍摄材料短缺，在炮火纷飞的中国大地上，想出去买一点儿胶片都是困难的。毛泽东则把话题引到了胜利之后，认为那个时候，电影工作者就有英雄用武之地了。毛泽东是浪漫的，也是乐观的，但总是坚定的。这给袁牧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向华北敌后根据地进发，可不是件容易事儿。他们要穿过一层又一层的封锁线，其实就是在刀尖上走路，不，不是走，是跑。最多的一次，他们背着摄影器械，一口气跑了七十多公里，但袁牧之竟然觉得自己并不是那么累。也许是30岁的身体十分结实，也许是精神紧张和亢奋，袁牧之自己分不清，也不想分清，反正那样的日子，把一个人体内最极致的状态调动了出来，那种感觉太神奇了。

1939年2月初，大西北的寒冷慢慢温和下来，袁牧之这个江南水乡出生的南方人，经受住了战争和

自然的双重考验。而他们的第一个目的地也到达了——驻守晋西北根据地的八路军第一百二十师。在这里，袁牧之见到了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袁牧之向他们提出要拍摄师部首长在前线活动的镜头，还要拍摄部队生活及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活动。贺龙和关向应指示相关人员全力配合。

1939年4月，春风四起。袁牧之和电影团的同人又从晋西北穿过敌人的封锁线，进入晋察冀边区二军分区，见到了分区司令员赵尔陆。除了拍摄他们一直想要的镜头外，他们还意外地在这里拍摄了抗大分校的军事教育活动。

1939年6月，夏热渐浓。袁牧之等人又来到四军分区，见到军分区司令员熊柏涛和政委刘道生。在军分区领导的关怀下，他们又在纪录片中加入了妇救会、儿童团等电影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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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求恩做手术的场景

同年7月，夏日炎炎。袁牧之历尽艰辛，进入三军分区。在这里，袁牧之和电影团的全体人员受到了晋察冀边区司令员聂荣臻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晋察冀分局书记彭真的接见。聂荣臻告诉袁牧之等人，这里有一个外国人，名叫诺尔曼·白求恩，让他们一定要想办法拍一拍。于是，拍摄组成员们临时把对白求恩的拍摄加入新的计划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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