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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我只想说一直说一直说（第1页）

他问起妈妈的病。

自从回国照顾妈妈开始，我一直处于极度压抑的状态。绝望和哀伤闷在心里，激来荡去，无处诉说。我哭过很多次，每次都是找个没人的地方，有时是厕所，有时是楼里偏僻的角落，有时是医院外面的树下。我从不在她面前哭，我怕她难受，更怕哭起来控制不住自己。我不想生母女抱头痛哭的场面，那会摧毁我的心理防线。我必须守住这道防线，坚持到最后。

那几个月我在医院里昼夜守在她身边。她应该看到过我红肿的眼睛，但从不点破。她在我面前也没有掉过泪。她一再告诉我，她活够了，死对于她来说是个解脱，她归心似箭。

我不能跟父亲诉说。我怨恨了他多年。我恨他给妈妈和我带来的伤害和痛苦，怨他害得妈妈一病再病，怨他的出轨扭曲了我的心，给我留下了巨大的心理阴影，以至于我没法像其他心思纯净的年轻人一样正常享受恋爱的快乐。

父亲每天一大早去采购，然后做好饭、肉、菜、汤，大包小包地提到医院来。从家到医院坐公交车要一个多小时，中间转一次车，下车后还要再走二十多分钟。我们一起默默地吃完饭后我去洗刷碗盆，回来时经常现他坐在椅子上或蜷在床角睡着了。听其他患者说病人应该吃乌龟，他买了几只放在家里养，隔几天炖一只带来给妈妈吃。他以前不敢杀生，连鸡和鱼都不敢杀。我曾多次忍不住想象他是怎样克服心理恐惧哆哆嗦嗦去杀乌龟的。听说病人应该喝胡萝卜汁，他每天买五斤胡萝卜，把汁榨好，灌在瓶子里，叮叮当当地拎过来。听说有个老中医很神，治好过晚期癌症患者，他半夜裹着两件大衣跑去排队，在寒风中熬到早上挂好号，等着我带妈妈过去看病。

那几个月里，我和妈妈都看到了他的辛苦，也知道他很尽心，但仍然极少和他讲话。我早已习惯了忽视他的存在。对他，除了怨恨，只有冷漠。妈妈至死都没有原谅他。

我一向独来独往，没有朋友。当年和周密在一起时，我很开心终于有一个人能让我敞开心扉诉说心事，这份信任让我感觉自己不再孤独。可老天弄人，他最终还是在我心里最脆弱的地方捅了一刀。离婚后，我回到自己孤独的世界里，不再信任任何人。我的痛苦在孤独中像气球一样膨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炸成碎片。

而此时拿着电话说起妈妈的事来竟是那么自然，就像是对一个一直陪伴在身边的老朋友一般。我絮絮叨叨地讲起那几个月的事，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东一句西一句，杂乱无章。

从没想过我会这样。

我太需要一个宣泄口了，否则不知会不会被憋死。我已经忘了在跟谁说。我只要说，一直说，一直说，有人听就好，谁听都无所谓，说什么也无所谓。

“……以前听说人老了病了都很怕死，可妈妈没有。那几个月她特别镇定，对死没有畏惧，对生没有留恋。她一滴泪都没掉过。说她视死如归一点不夸张，她自己说是归心似箭……刚住院时她喘不上来气，太遭罪了，不能躺着，坐着也不行，只能趴在椅子背上捯气，看着让人心疼死了。要不是喘不上来气，她还不肯去看病。消业，消业，真坑人啊。她最后一个月多数时间都在昏睡，不断地烧，三十八度四，吃什么退烧药都没用，在迷迷糊糊中她不停地哼哼说难受，每次听到她哼哼，我心里……她已经很多年没睡过那么多觉了。你知道她以前失眠多严重。住院的头两个月里，她好像要把以前缺的觉都补回来一样。晚上睡，白天也睡。不睡觉时，表情平静，不像前些年那样愁容满面。我小时候那个亲切的妈妈终于又回来了，可我知道好景不长，我很快就要失去她了。她说有我陪她，她心满意足。最后一个月癌细胞扩散到脑子，也好，神经麻痹了，至少她不会那么疼……每天早饭后我给她拍背，一次拍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护士长说这样可以帮她往外排出放疗杀死的细胞。我怀疑这样做是不是有用，不过我还是会认真地拍。拍背时我可以抚摸她的身体又不让她看见我的脸。我一边拍一边想，妈妈你要挺住，让我多拍几天吧，多拍几天吧。她后来特别瘦弱，就剩下骨架子了。你肯定想象不出来。以前她多胖啊。我坐在她后面拍背时，总想一把抱住她好好哭一场。都忍住了。拍完背就等着放疗和点滴。经常一点就是一天，有药，也有营养剂，很多种，不知是不是有效，医生让用，就用吧。哪敢得罪医生啊。还要偷偷地送红包，生怕他们有一点不高兴会不尽心。妈妈刚住院那会儿，主治医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盒子，笑嘻嘻地说这是澳大利亚进口的鲨鱼软骨，对你妈的病情有帮助，稍微贵了点，八千块，但你是从美国回来的，不差这点钱。我心里反感。我不信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会有效，全都是骗人钱的，但我不敢驳他的面子。我妈还在他手上呢。我硬着头皮接过盒子，答应马上取钱给他。回到病房，看了一遍说明书，上面写着心脏病患者慎用。我的火一下子就冒上来了。那几天因为放疗的影响，妈妈心脏病作抢救了好几次，刚刚度过危机。我按下火气，找到医生，挤出笑容，把说明书指给他看，问他这个副作用会不会影响我妈。他没说什么，把那个盒子收回到抽屉里去了。我宁可直接给他送钱，也不愿意用对妈妈有害的药。可到最后，真不知道用了多少无效甚至有害的药。无效无所谓，别害人啊。连护士我都时不时地送些小礼物，只希望她们能对妈妈多笑笑，在输液扎针时能细心点，找准血管让妈妈少遭点罪。有的护士，唉，要扎好多下才能找准，一下下地扎得我好心疼……点滴时我得小心盯着，怕输液管里进空气，怕回血，怕点滴度太快妈妈吃不消，看瓶子快空时得赶快去找护士，她们忙，病人多，顾不过来，有时也不是忙，就是聊起天来，把点滴的病人给忘了。去找护士要掐准时间，太早了叫她们来，她们看瓶子里还有药就会不耐烦，太晚了又有危险。有两次我都急死了，她们正聊得到兴头上，我不敢催，还得陪着笑脸……你知道我以前最瞧不上行贿受贿，可在医院里，我能自然而然心甘情愿点头哈腰地去求他们接受我的礼物和红包。给了主任红包后，他明显不一样了。之前，几天都见不到他一面，之后他每天都会来看妈妈一眼，给她个大笑脸，说几句宽慰话。冲着那个笑脸，红包也值了……以前大家都说我娇气，在医院时才现原来我也可以一下子适应艰苦环境。晚上睡在简易折叠椅上，放在妈妈床边，在医院门口买的，八十八块钱，看着单薄，其实挺结实的，用了几个月都没坏。夜里睡觉时把椅子背放低，脚前搭个小凳子。白天折起来，不占地方。椅子小，坐在上面不能动，更没法翻身。那几个月，我就出去过一天，去寺庙求佛烧香。你知道我不信佛的，可当时太绝望了，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我求佛祖保佑，只要让我妈度过这一关，我愿意一辈子吃斋念佛。看来我信佛的动机不纯，佛祖没理我。哦，我还离开过医院一次。大年三十那天我回家洗了个澡，其他时间都在医院里凑合着洗。我们那层女厕所里有两个喷头，每周一和周五下午两点到四点供应热水，靠不住，时断时续，有时完全是凉的。洗的人多，得去抢着洗。来美国后我习惯了天天洗澡，一天不洗就难受死了。可在医院里，觉得洗不上澡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臭不臭痒不痒都无所谓。能不能睡觉也无所谓……我就知道化疗没有用，反反复复纠结了好些天。医生说要用紫杉醇。我看资料，妈妈这种情况只能用紫杉醇，有效率不到1o%，副作用很大。只有1o%，到底要不要去冒险？我多么希望有人能告诉我妈妈会是在1o%里还是在9o%里。如果是1o%，遭些罪也值啊。这个决定太难了。最后我还是让她做了，生怕错过一线希望。做完没几天我就后悔了，真不该做啊，她被折磨得……唉，我心里真是难受死了，你说我明知道概率那么小，为什么还要让她平白无故地多遭那么多罪？这是我做过的最后悔的决定……第二个疗程结束时，肺部阴影缩小了一大块，我乐坏了，以为奇迹出现了。可没到一个月就傻眼了。x光片上新添了一个白点，在另一个肺上。我拼命说服妈妈那个白点是她病号服上的纽扣。她说，对，肯定是纽扣，拍片子时没脱衣服，正好把衣襟拉到那个位置。她一边说一边用手来回拨弄那侧的衣襟和第二颗纽扣。我多么希望那个白点真的是纽扣啊，可我心里明白那不是。放疗快要结束了，可癌细胞还在转移，就像个绿眼睛毒蛇一样，时时瞪着我们，两个大绿眼睛真吓人，越来越绿，越来越凶。那天下午四点半拿到片子后，我一直端着片子窝在妈妈脚边呆，时不时说一句‘是纽扣，肯定的’。她睡在床上，清醒时就接一句：‘是纽扣，肯定的’。晚上八点多夜班医生叫我去她办公室，我特别想跟她好好讨论一下片子上的纽扣，她宽容大度地笑笑说那不是纽扣，紧接着说她正在把她的论文翻译成英文，让我帮忙看一下。我脸上堆着笑，脑子完全不转。她一定对我的英文水平失望极了。她关心的是她的论文，而我满脑子想的是，完了，完了，没有希望了，再也没有希望了……”

电话里突然传来轻轻的啜泣声。我大为震惊，相识那么多年，我从未见他哭过。我的心一下子变得柔软起来。我感觉电话那端是一个能够感受到我的痛苦并为之而痛苦的人。那是凄冷黑夜里一抹温暖的亮光。那是亲人的感觉！

挂断电话后我看了一下表，一点十分。没想到一口气竟然说了三个多小时。我信步踱出楼，绕着草坪转悠了两圈，感觉饿了，跑到最近的披萨店，像以往一样买了两块。吃完后还想吃。直到把第三块的最后一口塞进嘴里才有了心满意足的感觉。我走出披萨店，拐上一条林荫小道。桉树的淡淡清香萦绕在鼻间。阳光透过茂密的枝叶筛洒下来，点点亮光在树影中闪耀跃动。我长吁了一口气。好久没有这样轻松的感觉了。我贪恋这条迷人的小路，贪恋这份舒畅的心情，走到尽头后，又折过身往回走。

走了两个来回后，我冷静下来。刚才我在电话上的表现太莫名其妙了。怎么会那样？他是我一直努力忘记的人啊。怎么一下子跟他说了那么多话？竟然还产生了亲人的感觉？太荒唐了！怎么就忘了正是这个人曾经在我心上重重地捅过一刀？怎么就忘了我多么恨他怨他？

那天之后，他每隔几天给我封简短的电邮，说些生活琐事。他刚搬到这边不久，还在熟悉环境；在公司附近租了公寓，买了床垫，买了桌椅，买了一套台式电脑和音响，买了锅碗瓢盆；新人培训、同事聚会……

我没有回复过。

他第二次打电话来是在两周后的周日。我正在办公室看书。一拿起电话听到是他我便开始寻思要如何礼貌地结束通话。还没等我想出合适的词儿来，就听他说他们公司招的新人里有一半是博士，而且有几个博士所学的专业跟经济或商科毫无关系。这勾起了我的好奇心。尽管离毕业还有几年，但多了解一些就业市场信息总是有用的。我忍不住问：“博士去你们公司能干什么？你们不是做商业策略咨询的吗？学经济的去还有点用。学化学的去，我也能理解，做化工企业咨询时他们可能有背景优势。可学哲学或历史的去有什么用呢？”

“公司招人看的主要是素质和潜力。有学习能力的人可以很快学会工作所需要的知识……”

学习能力是我这几年一直在琢磨的东西，我们很自然地顺着这个话题聊开来。等挂掉电话后，一看表才现又说了两个小时。我再度气闷。不是不理他的吗？怎么搞的？

他依旧每隔几天来一个短信。有时周日上午打电话来。那时候我偏巧会在办公室看书。我不觉得我是在故意等他的电话。总不至于在那个时间特意躲出去吧。我俩绝口不提以前的事，不提俩人的关系。我们从不深谈，避开所有可能触及内心的敏感话题，只是扯一些学习、工作或无关紧要的事，就像那些见面只是谈谈球赛说说天气的普通朋友，多说一句可以，少说一句也无所谓。他的这个态度搞得我没法跟他断绝联系。我没有足够的理由和合适的机会说出绝交的想法，因为我们之间根本就没有“交情”

可以绝。这种情况下，我要是提出绝交，他保准会笑话我小肚鸡肠。

我有时会怀疑自己，是真的没法绝交吗？还是心底深处对绝交并不坚定？也许这几年的时间磨淡了我对他的怨恨？也许这几年的经历让我少了偏激和执着？或者，也许只是为了那次通话中亲人的感觉？我不想承认那个感觉，因为我理性地认为那个感觉既无道理而且也不应该，但那个感觉却如此清晰，如此让我眷恋，那正是我心底深处最渴望的东西。我经常忍不住回想起那个温暖的感觉，却又怀疑那是不是绝望中的幻觉，也许我只是那个在饥饿寒冷中看见了慈祥奶奶和美味大餐的卖火柴的小女孩？

不管是真实的也罢，幻觉也罢，我不忍放手。

我时而涌上好奇的念头，不知道几年不见他现在是什么样子？每每想到这里，我都赶紧提醒自己，不要再想下去，没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