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胥吏（第2页）

在这官僚机器的运转过程中，就连乾隆皇帝自身都参与到博弈局中来，皇帝接受朝中大臣的“贡品”

，那大臣接收下一层级的“贡品”

，达到最底层，权力给了胥吏，贪污的机会也要给到胥吏，环环相扣，胥吏的为所欲为竟得到皇帝本人的默许。同时皇帝只要一搞肃贪风暴，比如惩治贪官，最终抄家所得，就会全部归给国库，也就是皇帝自己。

权力催生了腐败，腐败四散蔓延开去，给了胥吏敲诈勒索、影响社会的机会，而这个罪魁祸首，却是皇权的拥有者，上梁不正下梁歪，是皇帝自身赋予了他们这些胥吏狐假虎威的机会。

◇小吏也能翻大江

福康安在报销过程中遇到了小小的文吏对其进行敲诈的怪象，最终博弈是皇帝面前的大红人退步。这件事虽然搞得当事人心里十分不舒服，但还是不敢轻易对抗这个传承了千年之久的“隐性规律”

。而遍布全国的胥吏不止在六部为所欲为，不仅仅是贪污一事，更有甚者，因一人之祸，牵连四端，甚至惊动了慈禧。

有一个定律，叫作“血酬定律”

，意思就是流自己的血、拼自己的命所得的报酬，用生命和生存资源做交换的一种行为。这就牵扯出政府和民间的矛盾，当百姓被高额的赋税逼迫无奈时，跑到山里，当强盗土匪，靠搏命来换取生存资本，若是生产收益高于拼命的收益时，他们又开始从良为民。这种自由转换导致的入则为盗、出则为民的现象在秦以后的朝代中时常可见，典型的就是《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好汉。特别是明中期以后，这种群盗四起的现象特别严重，他们一边做老百姓，生存不下去时又开始提刀做土匪。

这类现象一直持续到晚清，特别是以河南为主的地界，是盗匪泛滥区。为了剿匪，河南的许多州县不断扩编警力，也就是增加胥役的编制，有些县域的警卫人员多则高达千人，最让人惊叹的是，这些警卫队当中，也混杂着大量江洋大盗，真是贼喊捉贼，警匪一家。混入警卫队的江洋大盗白天人模狗样儿冒充胥吏，晚上脱掉制服穿上黑色夜行衣回去当盗匪抢劫百姓，所以盗匪一直消灭不完。

如果确实是运气不好，遇到官府必须要给百姓一个交代，督促破案，难以搪塞蒙混之时怎么办？被抓住的盗匪（还是胥役）就会找人顶包。地方县衙的领导，大部分是拿钱消灾。

当时在河南地界，闹出过一件荒唐事。

南阳镇平县有一个叫胡体安的人，就是典型具有双重身份的人，不仅在衙门里充当胥役，还是当地盗匪团伙的领导人物。在光绪五年（1879年），这伙盗匪抢劫了当地的一个土豪，结果就摊上事儿了。

按理说，土豪自然和官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向衙门报了案后，时间过去了很久，这案子还没有侦破。这就奇了怪了，土豪私下组织了一帮私人侦探去调查，结果大跌眼镜，发现是胡体安一伙干的。既然县里衙门不管，他就一张诉状把胡体安告到了省里。省里接到诉状，立马给了回应，下令捉拿胡体安。作为一个盗匪大佬，胡体安可不是吃素的，在通缉过程中跑了。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事总要解决，于是盗匪团伙协商出一计，找个穷百姓去顶罪。根据血酬定律，总有人愿意以命换财，不为自己也要为家人。结果找的这个叫王树汶的人才十多岁，打死不愿意去顶罪。盗匪对其软硬皆施，欺骗他不会判死刑，顶多坐几天牢。经不住折腾的王树汶就这样被架进了衙门大牢。

县长二话不说，就向省里提交报告，说贼犯已经缉拿归案，最后定了个秋后斩首。

更让人觉得讽刺的是，时隔不久，胡体安出现在另外一个县，不仅平安无事，还当上了该县的总胥长，这黑变成了白，白变成了黑。

监狱里的王树汶还在等着胡体安把他捞出去，等到秋审时却发现自己被判了死刑。王树汶大哭大闹，监刑官发现这个案子有冤情，把这事告诉了省衙门的一把手涂宗瀛，涂宗瀛一听大怒，下令停止行刑，彻查此事。最终审理出的结论是这个孩子的父亲叫王季福，家住在邓州。

为了核实情况，涂宗瀛便要派人找来王树汶的父亲对质。可是在这个时刻，涂宗瀛被调任了，新任的河南巡抚叫李鹤年。这个李鹤年自己倒没有问题，关键问题出在李鹤年的一个好友许昌道员任恺身上。任恺之前在南阳做知县，参与了王树汶案子。任恺马上写信告诉李鹤年别管这事儿，把这案子压一压，大事化小，不要再深究下去了。

但这件事早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河南的御史听闻此事，把这事儿给捅到了皇帝面前，弹劾这些河南官员官官相护，草菅人命。李鹤年接到皇帝的指责，怒火中烧，立马决定否掉涂宗瀛的审判，不让翻案，还是定王树汶死罪。

一时间，一件偷盗的小案竟然演化成了官官相护的重大恶性事件，民间舆论四起，社会舆论开始针对河南官府，强烈谴责这些“父母官”

是“豺狼官”

，京城之内弹劾李鹤年等人的上奏如雪花般飞进朝堂，这事终于惊动了深宫之中的慈禧。慈禧太后下令授权河道总督梅启照为钦差大臣，彻查此案。最可笑的是这个河道总督梅启照接的是原河道总督李鹤年的班，梅启照手下的官吏基本就是原来李鹤年的旧属。梅启照再怎么想翻案，重新审理的结果还是定王树汶死罪。

最终案件在几个不同层级的官僚手中承转，直到光绪九年（1883年），闹到刑部尚书张之万手中才彻底处理解决。案件结果算是柳暗花明：白坐了五年牢的王树汶无罪释放，原镇平知县和南阳知府发配边疆，李鹤年和梅启照则被降级。作为案件主谋的胡体安却仍旧逍遥法外。

◇窥探清朝胥吏结党营私根源

嘉庆皇帝的“上谕”

言：

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

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自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诺成风，皆听命于书吏。

举一例牢不可破，出一言惟令是从。

从中可以窥见到清朝正式官员的特色：少说话，多磕头。

咸丰以前的清廷大臣与以前诸朝相比是最缺少主动精神的。这与清代的民族压迫和皇权专制的强化有关，再加上“康雍乾”

三代皇帝都是人精，许多大臣都是本着此方针做官，遇事推诿，大官推给小官，小官推给胥吏，胥吏则有无数法令条例作为依靠。

因为清代法令律条越来越细密，左宗棠的幕友宗稷臣说：“朝行一事，夕增一例。积数百年，遂汗牛充栋而不胜计。”

只要皇帝一句话，马上奉为圭臬，写入条例。

这根本不是“流水官”

能够掌握的，于是就要靠专长此事的胥吏，堂官司员则省心省事，因此就出现了嘉庆所说的“听命于书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