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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逃往江城市（第3页）

，即使相貌平庸，找个对象也是轻松加愉快的。据我的母亲说，自打我三姨过世后，颇有心计的父亲“没数八遍”

的往朝阳沟跑。我母亲的家是朝阳沟一户相对富裕的上中农。家里有5个闺女4个小子。母亲在女孩中排行老四，故人称“杨四姐”

。我的姥爷在家里是绝对的权威者。这个老头四季习惯穿件干净利落的对襟“黑布长袍”

，裤角总是扎得紧紧的。他固执、吝啬、家规森严，在家里说一不二，任何人都不敢违拗他的意志；他爱喝点自家酿制的“烧刀子”

，吃饭时谁都不敢上他的饭桌；他抽的是“旱烟袋锅子”

，冬季里几乎是坐在炕上，整天守着火盆“叭嗒”

着大烟袋或捏着锡壶喝“烧酒”

。三姨刚去世时，父亲每次来给姥爷问安他都是满心的不高兴。看穿姥爷的心思后，父亲迅把主攻点改到给外婆和大舅杨国贵“洗脑”

上。同时还无偿包揽了姥爷家一切“以旧换新”

的木工活。大概半年过后，姥爷的心终于被父亲“捂热”

了，往后再来朝阳沟就让父亲上桌跟他一块吃饭了。就这么一来二去，姥爷终于应承“媒婆”

同意把母亲嫁给父亲做“填房”

了。

朝阳沟“杨四姐”

以填房嫁给刘相屯“陈八爷”

，当时曾在十里八乡引起了很大轰动。尤其是一些念念不忘陈八爷“踩高跷领舞”

和“二神扮相”

的少妇和少女们真的是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从失落中缓过神来。

1946年8月，当广大东北民众还沉浸在“抗战胜利”

喜悦之时，国共两党又开始了在东北你死我活的“拉锯战”

。城市几乎被“中央军”

全部占领；只有像一拉溪这样相对偏僻的乡村则由共产党控制。到了1948年1o月，陈家大宅的房舍、细软及山地、田产已全部被“抄没了”

。迫于生计，父亲决定带一家老小远赴吉林另谋生路。于是，父母二人带上老大陈翰章、老二陈富章和母亲所生不知名的4岁的姐姐并赶上一群猪走百十里山道，经嵬登站半拉山屯向吉林市进。到了半拉山屯后，一家人借宿在我母亲舅舅家里。当时老妈怀抱着4岁的姐姐正赶上烧生病，已几天水米未进了。听半拉山姜家大姨说，我那位姐姐长得很漂亮、嘴甜，是位很会讨喜的小女孩。然而在那缺医少药外加被土改搞得犹如“惊弓之鸟”

的一家人，在这个仅有3o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只借宿两夜，我的那位姐姐就因病而死去了，心疼得母亲整日以泪洗面，茶饭不思。正如俗话所说“祸不单行，福不双至”

。就在这时又传来刘相老屯我父寄存在他一位于姓“把兄弟”

家的不少财物全部被“胡子”

盗抢了。其实这无非是那位于姓“小人”

起了“落井下石”

之心，故意演的一出“苦情戏”

罢了。未了，父亲只是苦笑着无奈地摇了摇头，继续带着家人顺着山路往吉林市赶去。后来听母亲说，等第三天晚上进了吉林市区时，父亲雇人赶的那群猪也全都跑光了。由此可知，当时全国范围内的土地革命对地主和富农阶级的斗争还是具有颠覆性的。若非如此，广大农民是断然不会“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跟着共产党干革命的。

进入吉林市区后，父亲先是租房安顿了老婆孩子。接着又和大哥出去找活干了。父亲先后换了几家单位最终在吉林市西关自来水公司“落了脚”

被录为正式工；大哥在吉林市第一建筑公司当上了一名学徒的“架子工”

；二哥陈富章继续上学读书，后初中毕业考进了吉林铁路电水段当了一名铁路工人。而后家居地又几经迁徙，最后在船营区临江街第五居民组买下了一间半房产总算结束了居无定所的巅沛生活。

195o年，我的淑峰姐姐出生了；1954年6月我的三哥陈贵章也出生了；随后1958年是我（孝章）、1961年是老五（子章）、1963年是老六（久章）相继出生。这段时间是老爸老妈生活相对惬意的一段时光。二老不仅生全了“富贵孝子”

，而且还置下了自己的私有房产。从当时老妈给淑峰姐、贵章兄和我留下的一张“仨人照”

便不难看出当时家庭生活境况的殷实与富足。而导致我们这个小家一夜落魄的重大变故是1965年4月：记得那是久章正在襁褓之时（周岁多），我们的父亲因突患脑溢血在江沿大便时突然跌倒去世了。而后我们39岁的寡母带着一女四儿开始过上了与乞讨近乎相似的苦难人生。当时摆在一家6口面前的头号难题是吃饭问题。为了给孩子们“挣口吃的”

，母亲先是在临江门头道码头下坎一家“切面作坊”

做每月只赚24块钱的临时工（2个月）；接着在邻居“老邹小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