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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游民电影（第3页）

。他一直没有找到准确的出口，觉得无法把自己想表达的问题说透。他还详细了解了当代艺术的现状和作者们所使用的方法，觉得中国的当代艺术和中国现实特别没有关系，于是他放弃使用当代艺术的手段。“我就觉得必须得把我这种彻骨之痛，关于生命的，关于存在之艰难的，困境当中人的状态写出来。”

后来他碰到了苗苗，马上决定拍摄这位来自农村的性工作者。放弃一切宏词伟议、前卫观念和现代理性，直接进入一个热气腾腾的“生存现场”

。

《麦收》是当代纪录片中对妓女生活刻画最完备的一部。一般与妓女有关的纪录片，都只能抓到一些侧面和局部，但本片几乎是毫无隔膜地进入了主人公的生活内部。片长仅90多分钟，却涉及其生活的各个层面。我们在电

影中看到了一个完整的友谊的过程——苗苗和阁阁是同行，她们住在一起，互相保护，但最后因为一个男人而产生裂痕；一个相对完整的爱情的过程——苗苗和附近工地上的领班产生了感情，但最终分手；还有她的工作氛围和休闲生活的描绘——她们在一起谈论客人的好坏，业余时间去KTV唱歌、找少爷（男性工作者）解闷。电影的另外一条线，是她在河北农村的家庭生活。如此一览无遗的呈现，使本片在一些电影节放映后发生了伦理的争吵，据说在香港播放时，有市民举牌反对上映。现在徐童已经杜绝本片的公开传播，这种做法是恰当的，虽然我觉得《麦收》里绝对没有对妓女的歧视和道德强暴，但是涉及具体的个人隐私权问题，则可能会对当事人造成某种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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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唐头》在第六届北京独立影像展放映现场（摄于2011年10月）

张献民先生称《麦收》里的主人公是“神女”

。这个说法大概来自1934年吴永刚导演的左翼电影《神女》，里面有一个“作为母亲的妓女”

的形象，她为了儿子的生存和教育权去卖淫。《麦收》里则是一个作为“女儿”

的性工作者。“麦收”

这个片名，则有意识地将妓女的职业行为置于广阔的农业背景下进行观察。在城市里她是欲望的对象，在农村她又是传统家庭伦理范畴中的成

员。她的父亲因为脑血管疾病长期治疗，她卖身所得全部花在了医药费上。女儿在市医院的病房里把一沓钱交给母亲，自己只剩一百块，母亲似乎有点内疚地从那沓钱中抽出三张，放回女儿的包里。

这个电影在形式上的突兀之处是它使用了两段频繁交叉剪辑的段落，在这些年逐渐形成的纪实主义传统里，主观性过于强烈的剪接方式一般是禁用的。在上半部分，苗苗回家看望自己的父亲，父亲对着镜头说：“我早就看出来了，苗苗要是个男的，肯定能做大事情，她脑子里想什么她敢做，这是我佩服她的地方。”

镜头马上切到苗苗在城市电话接客的画面。父亲的热情表白和苗苗的实际行动交叉两次，观众可以强烈感受到导演的意图。父亲对女儿的想象太天真了，或者，他真的不知道女儿的秘密吗？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为了保证最基本的生存权，他也许在默许女儿的行为？片子用了一个闲笔（闲镜头），一个老者坐在街头椅子上，一个人用钳子拼命地把他的牙齿往外拽，一颗牙终于被带着血肉撕了下来。这个镜头与主题无关，却经过“通感”

，把一种残酷的生存感受传递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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