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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构两版编辑部的故事（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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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苏轼式的自嘲精神

解读《新编辑部故事》反映的时代特点和现实意义，有必要回溯1991年版《编辑部的故事》播出时的社会环境。那时候，自称“民间知识分子”

的王朔与传统知识分子群体，正在进行一场关于“人文主义”

的争论。被讨伐为“痞子作家”

的王朔，以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个时代特质的精准把握，用社会批判意识方式写作，为文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表达方式。三十年后解读《编辑部的故事》和王朔的语言风格，可发现其审美核心是：语言的活跃是思想解放的反映，语言从官话、套话中解放出来，标志着《编辑部的故事》摆脱了思想僵化的束缚。因此，《编辑部的故事》以通俗、诙谐、狂欢的语言风格，影响深远，甚至塑造了一代人的语言风格：自我贬抑、调侃、反讽、一点儿都不在乎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完成了20世纪90年代一代人超越现实的精神放飞。

《编辑部的故事》热播后，有一个播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广告。广告中冯巩问：“冬宝，想啥呢？”

葛优答：“想戈玲呢。”

冯巩拿出一根火腿肠给葛优，镜头

一转又问：“还想戈玲吗？”

葛优翻着白眼问：“戈玲是谁？”

学者郭松民分析说：“这个广告真可以说是《编缉部的故事》剧微续集，它用直截了当的对白诠释了‘有奶便是娘’的亘古真理，明示一切超越口腹之欲的东西都是虚幻的，这种理直气壮深得初涉市场经济大潮、沉浸在发财梦想中的国人之心，这让他们免于心理纠结，精神上得到了解放。实际上，《编缉部的故事》剧当时的大红特红，正是和它这种解构传统以及宏大话语，让一切追逐私利的行为都正当起来的功效密切相关。”

《新编辑部故事》的导演郑晓龙曾抱怨做喜剧禁忌太多。笔者以为，在这样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创作者和观众都缺乏苏轼式的自嘲精神——怀着无比开朗豁达的心态，以自嘲和微笑消解生活的苦难，活出自己的精彩人生。因此，《新编辑部故事》针砭时弊的力道少了很多。

两版《编辑部的故事》人物没有主心骨

无论是《编辑部的故事》中的戈玲、李冬宝、余得利、牛大姐，还是《新编辑部故事》中的安红、袁帅、何澈澈、李童宝，他们共同的特点是既自负又自卑，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他们总是间歇性地斗志昂扬，持续性地萎靡不振，干什么都没有内在动力，明知道这样做不对却又忍不住享受颓废带来的无压力感，就这样浑浑

噩噩到了剧终。这是两版《编辑部的故事》塑造人物方面存在的最大缺陷。剧中人物没有主心骨，即使外表再华丽，也永远无法肩负使命、负重前行。两版《编辑部的故事》都没有塑造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有待下一部《编辑部的故事》去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