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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组画引出一出戏（第3页）

答：苦涩厚重和盛开的爱情之花在审美上是对立的，这种对比会显现出强烈的反差，会刺激欣赏者的感官和心灵，这是一种表现手段，也是我对创作该剧最初的直觉。“西递村系列”

版画中使用的黑色曾经让我一度窒息，探索这些版画的八年时光也是我的生命和这一片黑色抗争的八年，我差一点儿让这些黑色吞没。此后，我企图奋力走出自我的樊笼，以“走出西递”

为题的装置和行为艺术成了一次彻底宣泄。这宣泄救了我的命，使我挣脱

了黑色的桎梏，并使我的艺术思维在现当代文化背景下跨迈了一大步。我是在这样的状态下接受了韩再芬的创意，并同意从这空无一人的版画中走出一个女人来。绘画完全可以从架上走下，走入各个空间，这是当代艺术发展的趋势。当鲜艳的衣着和活动着的人物进入这黑而凝重的版画，黑色就不再是死寂的意义，这黑色便有了鲜活的生命，这生命自然也要和黑色抗争，内在的戏剧冲突也就产生了。我希望爱情的花朵在这冥静的空间中成为反衬和对比，正如你所比拟的“在沉寂、苦寒、黯黑色的历史背景之前，闪着一片强烈而明亮的生命与爱情之火花”

。《徽州女人》一剧符合我最初的直觉，目前该剧的舞台艺术呈现并未完全达到你所比拟的那样，但基本走势如此，这是我否定别的剧本，最终认可该剧本的缘由。

问：在中国传统戏曲舞台上，背景（布景）部分从来都是戏曲的附庸，趋向简化、抽象、象征性，有时成为极致：登场人物手执一根马鞭在空无一物的幕布前来回走上一遍，便意味着越过了千山万水。

西洋戏剧传统（话剧、歌剧、芭蕾）一直注意布景（舞台美术）的写实风格，以至于富丽堂皇，以至于张艺谋在导演歌剧《图兰朵》时，用特别豪华的舞台装饰让西方人有了一次惊奇的印象……而《徽州女人》从一组

色彩单纯的木刻版画开始，演员的灵感也是和传统相反（传统戏曲首先从人物个性、命运、戏曲情节出发），这部戏从一组版画呈现、创造的意象（意境）出发，这在中国戏曲史上似乎是没有先例的。这种独特性、无先例性、无可比性的状态与艺术现象，对于当代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您以为具有怎样的意义呢？

答：这个问题使我想起了中国当代美术的进程，美术界的发展近二十年来相对较为迅速，学术探讨也颇活跃，与其思想解放有着很大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初，吴冠中先生率先引发了绘画形式美的探讨，紧跟着出现了“85美术新潮”

。吴先生提出的观点是绘画创作可以先有形式后有内容，也可以先有内容后有形式，或形式和内容并举，并强调形式之于创作的重要及优选意义。今天看来，这些似乎属于常识性的问题，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人们刚从“四人帮”

的文化专制主义下解放出来，头脑里尚满是“政治第一，艺术第二”

“内容决定形式”

“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

等清规戒律，吴先生遭到围攻。但这个问题的提出，却点燃了中国美术革命之火，汹涌而至的美术新潮冲击了旧的创作模式，美术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徽州女人》的创作，从某种意义上看和前者有着相似之处，它不同于

以往的创作流程，从创作本体上提出了形式决定内容的可能性，并首次以一组版画的形式美感及其无指向的内涵来触发剧本创作的内容。这一点在研究探讨时由于诸多客观原因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一些并非认真的议论与陈旧观念分散了注意力，比如有人说从画里如何能编出戏来，也有人说生活是创作的源泉，版画绝不可能成为创作之源，还有人说依画作剧仅仅是包装宣传的需要。这些议论部分来自戏曲界的，有的甚至来自个别主创人员，这些非学术认识且与事实不符的议论，影响了对该剧的正常研究，掩盖了探索形式美的要义。不少声音对该剧的品评仍然侧重于剧本情节的合理性，人物塑造的真实性、可信性及人文历史方面的追索与拷问。这种常规而老套的研究使解读进入误区，产生了对剧本的否定和对人物的否定。评论家廖奔先生在《中国戏剧》上撰文指出：“在这个时候，理论、评论总是那么滞涩，所以说理论是灰色的，在这个戏的评判上，我也感到这一点。我有点悲哀的是，事实上理论和创作的这种错位、这种不衔接和差异，已经经历了十几年，在这十几年中间，实际上应该有一个逐渐的调适，到现在我认为理论应该很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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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Note#2廖奔先生的悲哀，验证了曲界理论的不活跃和缺乏思想解放的勇气。

“我以为

该剧在形式上与内容上的探索和实践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它是在无任何内容的前提下，决定了舞台呈现的视觉形式，而这一时期舞台空间和形式美的探索，都是在先有内容的前提下，如张艺谋的歌剧《图兰朵》、上海昆剧院的《牡丹亭》也都是从形式美入手。张艺谋提出的‘光不惊人死不休’和《牡丹亭》对舞台及剧场空间的运用仍然是以形式变革取胜，并非以内容取胜。《徽州女人》对形式的探索是以版画为轴心的，编剧兼导演陈薪伊甚至在只有三页纸剧本提纲的前提下（该提纲也是由版画的形式美引发）向主创人员宣布：文学要靠过来，音乐要靠过来，连表演也要靠过来。这一宣布的革命意义在于文学一统戏剧创作的局面被打破了，形式美决定戏剧文学内容是可行的。在这种情形下，面对这一特别的戏剧作品，带着固定框架的评判失去了作用，创作总是很鲜活的，它总是最早感应到时代的审美气息，然后试图把这种气息表现在舞台上。表现出来后，评论家总是要赶快寻找一种语言、一种方式、一种视角来对它做出衡量，否则老用旧尺子量，以不变应万变，以一量百，就会方枘圆凿，牛头不对马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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