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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9章 审出案中案（第2页）

梁太尉与我等齐道：“谨遵圣意！”

我李逵一介武将，审理案子又关我何事？这哪里有饮酒、喝茶、坐着来的舒服？

铁牛告诉您，宋朝的司法制度基本沿袭唐朝时期的制度，中央设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分掌中央司法审判职权。宋初为加强皇帝对三大机关司法审判权的制约，又增置审刑院。凡全国地方上奏中央的案件，先送审刑院备案，再交大理寺审理、刑部复核后，复由审刑院详议，奏请皇帝裁决。大理寺是全国最高的司法审判机构。相当于现代的最高法庭。刑部为中央最高的司法行政机构，同时负责复核大理寺所判流刑以上的案件。宋朝的刑部复核职能比前代增强。除这些机构外，宋朝还设立了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三个法定机关，专门受理直接向朝廷投诉的案件以及上诉的冤案。

您看，宋朝不但有审刑院，还有登闻鼓院、登闻检院、理检院，这都是我们前所未闻的。不是我们孤陋寡闻，是宋朝官僚系统随意性太强。

不说这些没用的。我们说案件。

这段时间，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可谓忙得焦头烂额。空心敌台贪腐案涉案人员就有皇亲国戚，藩镇私铸钱币案和皇亲国戚谋杀朝臣案又涉及皇亲国戚。别的案子查个人，查出来宣判杀头即可，这次三案皆是皇案，还有掌管皇族、宗室事务的宗正时时盯着，不谨慎谁敢？

这就是案子迟迟不能结案的因素之一。

于是，我领了圣旨，随传旨的李公公，就是那个收了我的银子，然后和我五百年前是一家的太监，一同赴大理寺。

大理寺最早出现于北齐，秦汉时期为廷尉，唐代成为九寺之一，而到了宋朝，大理寺虽然还是最高审判机构，但是却明显受到了制约。宋朝统治者秉持“法制立，然后万事有经，而治道可必”

的思想，提出了：“立法不贵太重，而贵力行”

的理念。意思是立法不应该太严苛，重要的是让百姓身体力行。那么宋朝的大理寺制度到底是怎样的，对比前朝有什么特别之处？大理寺的审判职能其实和刑部有所冲突重复，因此两者既有分工也有牵制。北宋初期，大理寺为慎刑机构，没有刑部吃香，它仅有断决地方上奏案件的权力，却没有开庭审理的资格。因此只是书面审断，设立的官员也比较简单。最高长官为判寺事，次官为少卿，都是由朝臣兼任，没有专职官员。神宗元丰改制后，大理寺恢复审判职能，以大理寺卿为长官，大理寺的官员才开始扩充，以幕府州府的官员补充大理寺，将京官改为检法官。同时完善了原本大理寺官员的空缺，长官重新变成了大理寺卿。而大理寺的职责和职务也有了新的变化，掌折狱、详刑、鞫谳之事，两少卿分领左断刑和右治狱。元丰年间（1o78年—1o85年），大理寺卿改制后为从三品。元丰改制后，置卿一人，少卿二人，正二人，推丞四人，断丞六人，司直六人，评事十二人，主簿二人。值得一提的是，神宗元丰年间，大理寺的职务开始分为左右两部分，所有弹劾百官的案件、将领斩以下存疑的案件，都归左隶断刑。司直来断案，大理寺丞评议，正审之。如果是其他纠察百官的案件，则由右隶来管理，还是寺丞审议，不过只需要由少卿来领导，大理寺卿只要看个大概即可。不过，大理寺卿同样还是绕不过一个机构，那就是刑部。《宋史》记载：“凡刑狱应审议者，上刑部。”

凡是刑狱需要审议的，都要上报到刑部。作为全国最高审判机关，大理寺却要上报刑部，就连皇帝、中枢机构甚至部分权臣的制约也抢夺了大理寺的部分职能，这就让大理寺难以做到独立的审判，不得不说大理寺在宋朝混得确实够惨。

大理寺卿在宋朝混得确实够惨，但他是从三品，而我这个殿前司副都指挥使的品阶是正四品，他混得再惨，也比我大半级。按常理，我这个武将是要给他这个文官行礼的。但今天，我有赵佶的圣旨和尚方剑，他得以君礼参拜。

设香案，读圣旨，集体参拜毕。李公公任务完成回宫复旨，我则留下来，了解案情。

大理寺卿李光耀虽然和我李铁牛五百年前是一家，但他显然不屑于和我这个鲁莽的钦差大臣寒暄，一上来直接通报案情，而且通报得十分简略，简略得就像是怕我这个钦差大臣知道案情似的。这就有点过分了。

我问道：“李大人，我李逵是个武夫，不懂得是非曲直，弯弯绕绕什么的，只想替陛下问一句，空心敌台贪腐案为何迟迟不能结案？”

李光耀道：“李将军出身行伍，不知此案之难，故而迟迟不能结案。”

我听他说我出身行伍，知道他鄙视武将，心中不喜，便问道：“李大人，难在何处？”

李光耀道：“李将军，此案牵扯极广，恐难及时结案。”

我笑道：“李大人，你说恐难及时结案，不知及时是几时？”

李光耀道：“李将军，恐怕还得十天半月方可结案。”

我正色道：“李大人，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十天半月太长，陛下只给你三天时间！”

李光耀道：“李将军，三天时间恐怕不够。”

我正色道：“李大人，陛下口谕，三天时间结不了案，你请辞吧！”

李光耀道：“李将军，陛下是否有此口谕？三天时间恐怕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