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茄子之交（第1页）

茄子之交

汪曾祺什么时候认识的王世襄？不知道。老头儿没说过，我们也没打听过。

这两个人，一个搞文学创作，一个搞文物研究，专业上没什么交集，不过有一件事他们都感兴趣，那就是烹饪。促进两人交往的媒介，则是《中国烹饪》杂志。

在饮食圈里，王世襄先生很早就有名气了。《中国烹饪》创刊时，他就是顾问之一。1983年，全国烹饪名师技术表演鉴定会（实际上就是第一届全国烹饪大赛）在北京举办时，王世襄先生是三名特邀顾问之一，另外两人是溥杰先生和北大教授王利器先生。那时我刚到《经济日报》工作，参与了大赛稿件编辑，还到人民大会堂的赛场转悠过两次，隔着玻璃门看见几位老先生品评菜点。当时，我们家老头儿连隔着玻璃门看热闹的资格还没有呢，盖因他连一篇谈吃谈喝的文章还没写，没人知道汪曾祺还懂点儿美食。直到1985年之后，老头儿开始写点这类文章，慢慢有了些名气。

不过，汪曾祺对中国饮食文化一直很有兴趣。20世纪50年代他买过一本《东京梦华录》，时不时就要翻翻，还在书里夹了不少小纸条，准备写文章时参考。我初到报社时，搞过两年商业报道，经常去位于北京西单的原商业部大楼。大楼一侧有个中国商业出版社的读者服务部，里面卖的书有一套“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一本也就三五毛钱。我陆续给老头儿买过一些，他看得都很仔细，特别是《随园食单》《清异录》几本，就放在手边。他在文章中说自己发明的塞馅回锅油条，油炸后十分酥脆，“嚼之真可声动十里人”

。这个“声动十里人”

，就是从《清异录》中抄来的，如今却成了他笔下的“金句”

。这可真是应了一句老话：“人怕出名猪怕壮。”

再后来，“中国烹饪古籍丛刊”

不用我买了，《中国烹饪》送。我手头现在还有几本盖着“中国烹饪编辑部赠阅”

图章的小册子，都是从家里“赅搂”

来的。送书人当然有图谋，要他写稿。老头儿在《中国烹饪》上发的文章不算多，但有两篇与王世襄先生有关。1990年，他曾经编过一本小书《知味集》，书的《征稿小启》和《后记》都在《中国烹饪》上刊登过，而且是在同一期。显然是书编好后要找个地方广而告之一下，增加点销路。

汪曾祺在《后记》中说，这本书里只有王世襄先生的文章谈到了糟熘鱼片这样的大菜，其余都是小吃之类，未免有些欠缺。在家里聊天时，老头儿对王世襄先生的评价还要高。他和我说过，这本《知味集》只有两个人的文章够水平，一个是王世襄，一个是李一氓（汪曾祺当然不在参评之列）。这两个人首先是真懂吃，再有是会写文章。老头儿平常看着随和，但是绝不轻易说某人的东西写得好，衡文标准相当高。这本《知味集》收录了王世襄先生的两篇文章，一篇是《鱼我所欲也》，一篇是《春菇秋蕈总关情》，而且排在很靠前的地方。其余作家一般只收录一篇文章。

王世襄先生对汪曾祺也还认可。我们家有一本《中国名菜谱·北京风味》，是王世襄先生送给老头儿的，这本书的序言是他写的。书上还有他的题词，挺客气的。王世襄先生还送过老头儿一些杂著，老头儿也都看得津津有味，他本来就喜欢翻杂书。我手头有一本王先生编著的《北京鸽哨》，内页写的是：“曾祺先生一哂王世襄奉九〇元月。”

汪曾祺和王世襄还打过一场“笔墨官司”

，就在《中国烹饪》上。挺热闹。先是老头儿在1990年年末发表了一篇《食道旧寻》，是为一本书《学人谈吃》写的序言。文章中说学人中真正精于烹调的，据他所知就是王世襄。还说王世襄先生到朋友家做几个菜，主料、配料、酱油、黄酒……，都是自己带去。据说连圆桌面都是自己用自行车驮去的。有一次王世襄用一捆大葱做了一个“焖葱”

，结果把所有的菜都盖下去了。汪曾祺最后提议，王世襄先生等人做的菜，可以叫“名士菜”

。这个“焖葱”

的故事，老头儿以前在家里说过多次，觉得实在有创意，能把最普通的食材做成人人叫绝的美味。这和他的美食主张很是契合。

转过年，王世襄先生在《中国烹饪》上发表了一篇《答汪曾祺先生》，对老头儿文章中一些不准确的地方进行了说明，特别指出自己并无驮着圆桌面去人家做饭的“韵事”

。文章还发布了一些王家菜的烹饪要点，其中就有“海米烧大葱”

即老头儿文章中所说的“焖葱”

，最后说他做的菜叫“学人菜”

“名士菜”

都不合适，称为“杂和菜”

倒还行。老先生实在是过于谦虚。王世襄先生为《知味集》写的两篇文章和这篇《答汪曾祺先生》，后来都收入他的自编文集《锦灰堆》中，可见还是挺当回事的。

除了文字交往，两个人还共同参加过一个小团体，名曰“美食人家”

，其实就是吃喝会。创始会员一共十二人，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范用先生是财务，王世襄是会长，会员还有丁聪、杨宪益、吴祖光、汪曾祺、冯亦代、许以祺、黄宗江、冒舒湮、方成、黄苗子，都是有些意思的人。这个吃喝会的发起日期是1996年7月14日，虽然成员名头不小，但计划考察的菜品也只是宫保鸡丁、麻婆豆腐之类的家常菜，当时这些人都还没什么余钱。吃喝会的活动没搞几次，老头儿就去世了，也不知后来怎么样了。

老头儿住在京城蒲黄榆的时候，王世襄来过家里一次。那是个大夏天的周末，他从天坛的红桥市场骑车过来，穿了件和尚领的背心，下面是大裤衩子、凉鞋，不穿袜子。手里提溜着那个著名的用捆扎带编成的菜筐。那模样，和胡同里常见的大爷差不多。当时老先生已经快八十了，赶到我们家，就是觉得红桥市场卖的茄子不错，送两个给汪曾祺尝尝鲜。

汪曾祺和王世襄能有“茄子之交”

，《中国烹饪》应该起了点儿作用。